如果说19世纪60—70年代是俄国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可以把它称为正统的革命民粹主义阶段，而在80—90年代经历了它发展史上第二阶段的分化和演变，即改革派民粹主义阶段，那么在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则经历了“复兴”和自我调整，进入了它发展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即以社会革命党为标志的新民粹主义阶段。
但是，过去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史书，长期以来却忽视并抹杀俄国民粹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简明教程》认为，民粹主义在组织上“已被沙皇政府击破”，而“列宁及其拥护者所进行的反民粹主义的斗争”，在90年代又在思想上“把民粹主义思想彻底粉碎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26页。这样，这部著作教给人们的就是，俄国民粹主义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跨进新世纪的门槛后它就再也无声无息了。
而且，这部著作在批判民粹主义的有关章节中，一方面把列宁批判的“自由民粹主义”与一般的民粹主义（或“民粹派”）完全混淆起来，也不加分析地完全否定了“改革派民粹主义”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也与此相矛盾地把“民意党人”指称为“民粹派基本集团”，把他们的活动完全归结为“个人恐怖”而加以全盘否定。这样，就把体现农民利益的民粹派当成了“人民之敌”。同上，第24页。
这一章，我们要廓清《简明教程》在民粹主义问题上的偏颇和错误，把民粹主义在新世纪的复兴和影响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将它作为一种农民民主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呈现在读者面前。
20世纪初至一战前期的民粹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在20世纪进入其发展的第三阶段，主要是由于村社危机冲击着它固有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需要在新的革命条件下调整方针、路线，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俄国民粹主义就发生了向着社会民主主义化方向的演变。
一、民粹主义的复兴——社会革命党的诞生
19世纪90年代，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依靠国家保护发展起来的重工业，迅速造成了俄国的社会危机。1891—1892年俄国出现严重饥荒，范围遍布欧俄18个省，并伴随着霍乱。在俄国119亿人口中，死亡人数超出一般死亡率64.55万人。Б.巴卢耶夫：《19—20世纪之交的自由民粹派》（Б.П.Балуев， Либеральное народч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19—20 веков），莫斯科1995年版，第4页。工人罢工、农民起义不断涌现。据杜勃罗夫斯基统计，1900—1904年共有21万多人参加罢工，农民起义达670次。C.杜勃罗夫斯基：《1905—1907年革命运动中的农民运动》（С.М.Дубров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еволюции）莫斯科1956年版，第38页。政府除了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之外，不得不重新考虑有关农民问题的立法，取消连环保和剩余的份地赎金；颁布“重组工厂监察立法”，调节劳资关系。然而，深度的两极分化使政府的安抚政策常常失效，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政策的怀疑和不满。在这种农民运动高涨、社会危机加剧的形势下，在80—90年代一度低落的民粹主义运动再次复兴了起来。
民意党被镇压以后，民粹派又以小组的名义在国内外活动。民粹派的活动主要围绕文学报刊进行，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民粹派”。当时，民粹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得不到人民的理解。以П.П.切尔温斯基、Н.К.米海洛夫斯基、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В.П.沃龙佐夫和Л。А.吉霍米罗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改革派（即过去称谓的自由民粹派），在《星期周报》和《俄罗斯财富》杂志上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
切尔温斯基指出，俄国知识分子总是喜欢按照欧洲的经验和书本思考俄国生活，这导致对俄国社会特征的忽视。俄国的社会特征注重的首先不是智慧，而是感情。感情属于非理性因素，它是智慧所不能解决的。只有依靠信仰的办法才能实现。
俄国是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对于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的俄国农民来说，否定他们的宗教感情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把崇尚智慧的资本主义称为反基督。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推行资本主义政策，但是无法从感情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带来的结果是农民对政府资本主义政策的逃避。Б.巴卢耶夫：《19—20世纪之交的自由民粹派》，莫斯科1995年版，第43页。沃龙佐夫建议政府重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吉霍米罗夫甚至建议民粹派与政府合作，实现发展农民生产方式的目标。
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民粹主义改革派的建议无法扭转政府的资本主义政策，列宁因此把这个派别民粹主义的主张称为浪漫主义。
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越来越受到俄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曾经苦恼于农民愚昧而不能担当社会主义革命大任的平分社民粹派，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脱离民粹派，建立了劳动解放社。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拉甫罗夫等人，也走向了改造农民、争取政治自由的道路。
以拉甫罗夫为代表的民粹派被称之为革命民粹派。为了争取政治自由，他们开始组建政党。从1890年的民权党开始到1902年，革命民粹派在俄国与欧洲建立了一系列新民粹派小组。它们分别是“俄国自由报刊和俄国自由报刊基金”小组（1891）、“青年民意党小组”（1892）、“旧民意党小组”（1893）、“国外社会革命党联盟”（1894）、北方社会革命党（1894）、南方社会革命党（1897）、捍卫人民权利兄弟会（1898）、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1899）、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0）以及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1902）等等。1902年，国内以社会革命党联盟、南方社会革命党、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为主，国外以农业社会主义同盟为主，在格尔舒尼（1870—1908）、切尔诺夫（1873—1952）、M.郭茨（1866—1906）、布列施科布列施科夫斯卡娅（1844—1934）等人的策划下，共同组建了统一的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这一名称很早就已产生。据金雁教授考证，它来源于19世纪70年代正统革命民粹派特卡乔夫的文献，其含义是“以村社集体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以一次性的‘革命’实现由‘村社’至‘公社’的‘最高纲领’”。金雁：《论“社会革命主义”——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的复兴及其自我修正》，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6页。这里，社会革命党以社会革命作为名称，其中“社会”指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革命”则是指“为了民主制度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001907），第1卷，莫斯科1996年版，第68页。
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去努力奋斗，表示了社会革命党的自立要求。为了实现自治的目标，社会革命党自成立伊始就把自己定位于联邦党。其文件说：“社会革命党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彼此结成联邦关系，其条件就是每一个组织完全保持内部的独立。条约的每一方都有权与其他在行动方面和目的方面不抵触的组织结成关系。本条约还可以由条约的双方解除等。”同上，第633页。联邦指向的目标制约了政党的统一，直到1905年12月29—1906年1月4日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社会革命党还没有统一的组织章程。
社会革命党之所以迟迟没有公布约束党员的组织章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统一的纲领。
但是，参加社会革命党的各革命民粹派小组都有自己的纲领。虽然它们的纲领都把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则语焉不详。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坚持集体主义至上的村社社会主义，还是建设以个人价值为中心的西方社会主义。
这一分歧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缺乏对社会实际的了解。他们虽然同情农民，但缺乏正视人民思想习惯的勇气。他们的思想意识“如同与车厢脱节的火车头，徒自朝远方疾驰，枉然丢弃了感情、意志的生活”。在俄国学者赫尔申宗看来，俄国这种知识分子“在主体上染有疾病”，这“不是通常情况下天生的残疾，而是偶发的、暴力所致的残疾”赫尔申宗：《创造性的自我意识》，载《路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意识与社会实际的脱离。这样，他们由于轻视实际存在的农民共同体的宗法观念，而仅仅从理性上埋怨农民个人修养的不足，因此，就无法提出符合农民水平的真实要求，使社会革命党各派的纲领之争变成了教条之争，因而远离了农民。
北方社会革命党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18页。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首要的就是开展政治斗争。南方社会革命党根据西欧的社会发展阶段，致力于立宪革命。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则直接按照欧洲标准，提出了六种自由：“信仰和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参加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自由，不分种族、完全保证个人精神和物质福利的劳动人民的个性自由。”同上，第32—33页。
自由是自立的必要条件。但是，对于连生存方面都不能自立的农民来说，自由无异于无法无天，因此，争取自由的口号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实际上，农民把自由理解为支配土地的自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把社会革命党称之为“小资产阶级政党”。
切尔诺夫领导的捍卫农民权利兄弟会、农业社会主义同盟和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没有忘记农民问题，它们试图通过土地社会化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由于受理性思维的影响，切尔诺夫避实就虚，致力于提高农民的认识水平，从事政治斗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工作。如农业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拟定的农村活动纲领中说：“宣传的目的就是培养未来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并通过确立农民对于人民和国家生活的看法，获得社会主义理想的自觉支持者。”《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49页。切尔诺夫甚至把改革后农民的变化，归结为文化水平的提高，并以此作为理性斗争的基础。他说：“在40年的时间里，解放的农民在文化提高上迈出了一大步。……以前愚昧的农夫有时间也从来不去县城看看，虽明白字面，但往往不能理解最简单的词义并得出最起码的结论。现在几乎整个农民罗斯罗斯（Русь）是俄国的古称，这里指农民的世界。都在经常流动：不少于1000万的成年农民每年四处漂泊，地位不断改变着，碰到许多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惊讶于富贵与贫穷的反差，科学的奇迹与自己的愚昧，这些在全俄范围把千百万农民工从一个剥削者抛向另一个剥削者的巨大需求，为他们展现出了一座从四面八方压迫着他们的社会金字塔，冲击着他们最敏感的一角，这里，生活甚至比所有的书本更好地教育了没有文化的人。”《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96页。
社会生活的变化，推动着社会革命党越来越走向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又走向政治革命，建立西方意义的民主共和国。为此，社会革命党利用了从宣传到恐怖，从个人暗杀到群众运动的一系列手段。社会革命党从由极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变成由通过极端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群众性政党，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
最初的社会革命党小组，主要以知识分子——流放者和学生为主体，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过去的民粹派和民意党，如А.О.邦奇奥斯莫洛夫斯基、Л。П.布拉诺夫、С.Ф.科瓦利克、В.П.霍杰姆金娜、Е。К.布列施科布列施科夫斯卡娅等等。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М.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 гг），莫斯科1997年版，第27页。在布列施科布列施科夫斯卡娅等老民意党的号召下，出生于70年代的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如切尔诺夫、格尔舒尼、郭茨、斯列托夫、阿尔古诺夫、谢柳克、阿色夫等人，也积极参加了进来。
宣传是民粹派知识分子惯用的手段，新成立的社会革命党也不例外。社会革命党成立之初，即确定了《革命的俄罗斯》和《俄国革命通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和理论刊物。《革命的俄罗斯》委托切尔诺夫和郭茨主持，《俄国革命通报》则委托卢巴诺维奇、塔拉索夫和郭茨管理。《革命的俄罗斯》起初在国内工作，从第三期开始迁到国外，从国外运送文件的工作成为重中之重，格尔舒尼、阿色夫和罗森巴乌姆等人在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宣传工作外，学生革命者还直接举行罢课。1899年，因警察扣押和流放彼得堡大学学生而引发的学潮，到1901年演变成3万俄国大学生的联合游行。为镇压、惩戒学潮，当局把基辅大学的183名学生发配当兵。到1902年，学生运动趋于衰落，但是学生的政治化倾向得到加强，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1903—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鼓动下，学生联合工人，在俄国一系列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
俄国在世纪初的灾荒，促进了农民运动的高涨。从1902年开始，农民骚动不断加剧。这年发生在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的农民骚动，发展到杀地主，烧庄园，波及到了175个村社。领导人都是选举出来的村长和当地识字的农民。政府采取措施加以镇压。由于在农村发现了许多社会革命党的传单，在政府眼里，农民暴动是与社会革命党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革命党乘机扩大宣传。1902年，在格尔舒尼的组织之下，曾对农民实施强硬政策的内务部长西皮亚金、哈尔科夫省长奥博连斯基和乌法省长博格丹诺维奇，施行暗杀，并取得了成功。这引起了农民的广泛反响。切尔诺夫把恐怖运动适时写入党纲，作为保护自己、促使人民“进行政治思考”《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83页。的重要手段。格尔舒尼建立了战斗组织，正式打出了社会革命党的旗帜。1903年5月格尔舒尼被捕后，E.阿色夫重建战斗组织，并在1904年和1905年先后指挥暗杀了内务部长普列维和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将恐怖运动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