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面的理由，切尔诺夫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策略是：“1）在武装起义问题上坚持以前的策略，不号召武装起义，但要在技术、战略和其他方面为起义一旦自发出现作好准备；2）继续在组织工作场所方面加强工作；3）特别注意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4）继续实施恐怖策略。”《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418页。
卢萨诺夫则根据俄国总的形势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特卡乔夫以前曾提出过的口号，“要么现在立即行动，要么永远失去机会”，主张利用这样的机会，即在“无论政治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没有解决，激烈的革命时期还没有结束，俄国政府还处在混乱状态，人民群众的心理仍然亢奋和起伏不定”同上，第418—419页。的情况下，激发农民的革命情绪，宣传党的纲领，以达到实现组织群众的目的。
切尔诺夫和卢萨诺夫的策略，是针对1905年10月17日政府的君主立宪改革提出的。社会革命党从革命的立场出发，无法完全理解君主为什么不直接满足工人农民提出的经济社会要求，而是把它提交给了200多年没有召开的人民代表会议——杜马进行讨论。切尔诺夫简单地把沙皇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革，看作一小撮人追逐个人私利、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的行为。因此，提出采取包括个人政治恐怖和集体武装起义的方式，来顺应人民的意向。但却不知道作为政党的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纲领，是否一定就符合农民的愿望。切尔诺夫对群众的革命性持怀疑态度，而卢萨诺夫则决定利用人民的革命情绪扩大战果——这些，都表现出了对人民的缺乏了解。
社会革命党原是作出决议抵制第一届杜马的。但第一届杜马在1906年4月27日开幕后，革命形势便迅速衰退下去。而社会革命党依靠的农民却热衷于杜马，积极参加了选举。彼得堡的工人在杜马开展工作以后，也逐渐开始转向杜马方面。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这样一来，社会革命党便不得不在刚刚做出抵制杜马的决定不久召开第一次党务会议，修改先前抵制杜马的策略。1906年5月，第一次党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说：“由于闻所未闻的政府镇压，杜马有成为反对派的倾向；杜马吸收了纯无产阶级和属于劳动农民的成分，不可避免地会投入反政府的斗争；这场斗争将特别有利于唤醒群众的革命意识。因此，会议决定：党应该借助于议会劳动团影响杜马，以达到召开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要求，这样一来，所有的‘基本’自由都将得到保证，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原则也将得到承认。”《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194页。
社会革命党虽然适应形势的变化，承认了杜马召开的现实，但半推半就式的转变策略，使他们丧失了利用杜马宣传自己纲领的大好机会。
如社会革命党所料，第一届杜马成了革命的杜马。不仅杜马的构成是这样，在总共478名代表中激进的立宪民主党（176）和劳动团（97）就占据了273名席位的优势，而且各派提出的激进的政治主张，诸如以普选制为基础改革地方管理和地方自治，建立对国家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取消等级限制和特权，要求司法独立，等等，也表明了这种情况。
然而，就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法律草案来说，杜马出现的立宪民主党的《42人土地法草案》、劳动团的《104人土地法草案》和社会革命党的《33人土地法草案》，由于要求过高而完全脱离了实际解决问题的可能。沙皇说：“我设立杜马不是要让它来支配我，而是要让它给我出主意。”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这就是说，沙皇设立杜马，是要取得咨询，消除革命，并不是为了限制自己的权力。这样，也就注定了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命运。
社会革命党为了实现农民夺取土地的愿望，除了利用劳动团参与土地立法的讨论外，也着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建设。一方面，农民可以根据各地情况确立消费定额和劳动定额，确定空闲土地的数量，和使用别人工具耕种租赁土地的数量，以及抵押的土地价值，等等；另一方面，可以直接讨论土地分配方案的原则。《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200—201页。社会革命党在人民中间开展土地问题的大讨论，旨在把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计问题提到最重要地位，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
社会革命党对土地问题的过分关注，根本不利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杜马在吵闹声中被解散，把激进政党打了个措手不及。没有参加杜马的社会革命党更加坚信杜马是沙皇的一个谎言。于是，号召工人、农民和军人举行武装起义，起来推翻沙皇统治。由于革命的浪潮已经过去，社会革命党的号召并不能奏效。在这样情况下，社会革命党在1906年十月召开了第二次党务会议，确定下一届杜马召开时的策略。
通过第一届杜马的活动，社会革命党已经深刻认识到群众多么倾向于杜马。为了能够接近人民，把杜马变成革命的杜马，社会革命党通过了参加第二届杜马的决议。决议说：“参加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是个适当性的问题，并不是原则问题；是个策略性问题，并不是纲领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承认杜马是掌握立法权的正常机关。参加选举完全与党的战斗策略相协调。党不应该削弱自己的战斗策略，特别是在选举中可能出现来自政府和黑色百人团的暴力。应该准备给暴力者以最坚决的反击。”同上，第217页。决议最后特别强调，“为了使群众革命化并组织群众，党应该利用杜马选举和杜马活动，打破劳动人民关于杜马立法能够满足他们基本要求的信念，证明只有通过全面、直接、秘密和平等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才能赢得土地和自由的胜利”。同上，第217—218页。社会革命党对第二届杜马的态度，打破了参加选举与党纲的矛盾，明确了把参加杜马选举和在杜马活动看作革命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对杜马立法活动与立宪会议选举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却并未明确。
杜马是吸收社会各阶层参加（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沙皇），共同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土地问题）的一个场所。立宪会议则是在普选的基础上，解决包括国家政体在内的所有问题，表明的是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在第二届杜马中，社会革命党的矛盾表现在，尽管参加了杜马选举，公开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如何看待参加杜马和坚持战斗策略之间的辩证关系，党内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为了避免政府第一次解散杜马时造成革命者措手不及的情况，社会革命党于1907年2月12到15日特别召开了党的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策略问题。
对于杜马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自各地的50名代表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具体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坚决要改变战斗策略，放弃恐怖活动；第二种认为，应坚持以前的战斗策略。但多数人持折中观点，即总体上坚持战斗策略，但在具体操作上采取灵活态度。《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457页。坚持战斗策略的人，从革命原则出发，主张利用各种手段同沙皇政府作斗争，不仅成立杜马小组宣传自己的纲领，把杜马变成战斗的杜马，还要加强恐怖活动，随时准备武装起义，应对杜马的解散。卢萨诺夫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坚持组建党团参加杜马的代表认为，杜马不仅是立宪机关，而且是革命者手中的工具。来自阿斯特拉罕的代表萨宗诺夫，就坚持这样的观点。
无论坚持战斗策略的代表还是主张改变策略的人，都停留在对群众情绪和党的原则的肤浅认识上。他们不了解党的策略的改变完全是出于人民的意愿。一个有过恐怖斗争经历和监狱生涯的叫格尔舒尼的人说得好：“党——这是工人和农民被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这个阶级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当党决定是否参加杜马，其具体含义就是，工人和农民决定参加选举还是不参加选举。”同上，第528页。此人很好地解释了党的策略的改变。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参加第二届杜马的决议，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案，党没有放弃恐怖策略，只是加强了中央的统一协调。参加第二届杜马的党员只是以小组的名义活动，风险自负。虽然党规定杜马党团在杜马解散的时候“与杜马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一起留下来，不服从政府强加的法令，不放弃人民给予的权利，不顾篡权的政府而履行这些权利，呼吁人民和军队给予积极的支持”同上，第610页。，但最终结果还是树倒猢狲散。
在第二届杜马中，社会革命党与劳动团一起提交了105人土地法草案。与第一届杜马提交的33人土地法草案相比，105人土地法草案更加同情农民的需要。首先，草案只提消灭土地私有制，淡化了消灭所有权的思想，这是符合农民利益的。其次，重视农民的土地使用方式，明确划分了劳动定额和消费定额。最后，给农民提供了长期的土地使用权，同时允许私下转让土地，个人并可自由退出村社等。社会革命党的这一土地纲领，反映了黑土地带农民对土地的愿望，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欢迎。
在参加杜马的同时，社会革命党由于没有放弃恐怖策略，造成了策略上的失控。农村出现了战斗小分队，不仅从事暗杀活动，而且焚烧地主庄园，杀死地主，掠夺土地；还曾组织刺杀过总理斯托雷平和尼古拉二世。矛盾的策略把社会革命党置于不利的地位。斯托雷平抓住机会，软硬兼施，设立战地法庭，镇压革命分子；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分化农民。当统治上层稳固政权之后，斯托雷平发动“六三政变”，结束了国内对话的局面。
1907年7月初，社会革命党第三次党务会议在芬兰召开。会议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更具革命性。会议决议提请全党注意，“引发俄国革命、使社会内容深化发展的一般原因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还在进一步蓄势待发；经济危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自然结果便是饥饿与失业。在这个过程中，个别丰收年景和有利的市场变化只会引起短暂的波动，但这波动改变不了总的发展方向；政府采取的措施不仅没有消除国家整个生产力的瘫痪，而且还会加剧整个态势。”《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7—1917）》，第2卷，第26页。社会革命党对局势的判断显然悲观了一些。
社会革命党首先决定抵制第三届杜马，同时，也把恐怖活动作为主要工作，加紧在农民、无产阶级、职业联合会中进行宣传，甚至把战斗队、飞行小分队的抢劫活动当成了主要工作。
经过一年的活动，社会革命党遭到斯托雷平政府的残酷镇压。领导恐怖活动的“战斗组织”由于阿色夫的暗中破坏和党在策略上的反复不定，失去了对恐怖活动的领导。在中央采取的集中打击的恐怖活动中，除刺伤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之外，几乎没有作为。暗杀总理斯托雷平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行动，也屡屡不能得手。虽然地方恐怖活动常常奏效，但由于违背斯托雷平改革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向，也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这样，社会革命党便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
1908年8月4日，社会革命党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全党代表会议。切尔诺夫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报告再一次确定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劳动人民革命。切尔诺夫通过对孟什维克向资本主义投降行为和布尔什维克密谋行动的批判，确认了俄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为党应该深入到合作社、辛迪加和各种经济组织中做组织工作，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也批评了党内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强调少数精英领导人的创造作用，二是过分渲染党内的挑唆行为，分化了党的组织。对党内的恐怖行为，切尔诺夫仍采取支持态度，但在实施恐怖活动时，强调要针对中央，集中打击的目标，加强对群众的战斗培训。
社会革命党巴黎小组的成员尤捷列夫斯基指责切尔诺夫的理论是折中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部分布朗基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这些成分进行折中的一种杂乱的混合，并没有把这些思想成分整合成协调的，没有矛盾的体系”，“党和中央折中的世界观不可能是稳定的，不可能不导致决策和行动上的错误和动摇”。《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7—1917）》，第2卷，莫斯科2001年版，第164页。尤捷列夫斯基建议，要重新审查党的世界观。
无疑，斯托雷平的政策是造成社会革命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切尔诺夫虽然可以从伦理上指责斯托雷平的不道德，但是后者的举措平息了国内的混乱，把农业推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带来了经济的短期繁荣。列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斯托雷平的贡献，引导布尔什维克党更坚定地走上了阶级斗争的发展道路。而切尔诺夫却继续怀抱折中主义理论，虽然在群众斗争和恐怖活动方面进行了具体指导，但是无法坚定党的信心，最终陷入了内讧和自我攻奸之中。
（三）阿色夫奸细案及其后果
在1908年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社会革命党面临的最突出事件就是阿色夫奸细案的败露。
阿色夫是社会革命党的创始人和战斗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早在成为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前，在1893年，他就曾为彼得堡警察局服务。担任战斗组织领导人之后，他把恐怖活动推上了高潮。1905年革命以后，阿色夫变成了自由主义者。适应于当时的俄国形势，他致力于制止恐怖活动。在执掌战斗组织期间，阿色夫掌控着非常充裕的人员和资金，他以对战斗队员的尊重，赢得了队员们的高度信任。在对恐怖策略发生动摇期间，战斗队员以“败坏战斗组织荣誉，不尊重和轻率对待战斗组织”，指责切尔诺夫和斯列托夫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的社会革命党》，第375页……党内因此出现了争吵和分裂。
阿色夫的奸细案，原是被同情社会革命党的新闻记者布尔采夫和在1902—1905年间担任彼得堡警察局长的洛普欣，联合揭露的。1908年12月26日，中央委员会宣布阿色夫为奸细。宣布一出，党内的最大反应，是将此看作敌人的挑唆。接踵而来，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崩溃。作为领导人的切尔诺夫，不仅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还在第五次党务会议上递交了辞呈，把统帅全党的重任交给了由年轻的晋季诺夫等人组成的新中央。这样，就削弱了社会革命党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