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月革命前夕的社会政治形势
1917年的二月革命像1905年革命一样，是一场自发的社会革命。二月革命是被战争激化了的社会政治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前线的失败，战争爆发后国内出现的护国派和反对派之争愈演愈烈，事态逐渐沿着反对派倡导的方向发展。1915年初，立宪民主党激进派代表盛加廖夫在《俄国能从战争期待什么》这个文集中说：“世界战争不仅摧毁了旧国家，创立了新国家，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关系的剧烈变动，引起社会政治领域的新变革。这场战争无以计数的后果甚至未必是可以预见的，它们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的视野，可能波及遥远的未来。”В.切尔尼亚耶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帝国民主改革前景》（В.Ю。Черняев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ого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参见《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圣彼得堡1999年版，第191页。
1915年4月，俄国在战争中遭到的失败，使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在以克里沃舍因为首的自由派部长的压力下，沙皇尼古拉二世吸收各社会组织参与国防特别会议。6月，恢复杜马并解除了引起公愤的马克拉科夫等大臣的职务。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科夫建议成立强大而有活力的政权，即国人信任的责任内阁，颁行严格的管理法律，消除军事和公民政权并存的局面，大赦政治宗教犯、停止对信仰的追究，恢复社会团体，实行农民与其他阶层的平等，在帝国的乡和区建立地方自治局，等等。当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参与建立进步同盟的时候，俄国各民族大东方最高委员会、政治共济会领导机关，以及对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向政府发动进攻进行暗中协调的人，也作为幕后反对派展开了活动。左派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相信，只有向杜马汇报工作的责任内阁，才能把政府同社会团结起来，以防骚乱和军事失败。但是，在只晓得君主信任政府的俄国国内，要求建立对杜马负责的社会信任政府，无异于宣布对尼古拉二世的不信任，也无异于是把国家引向混乱。В.切尔尼亚耶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帝国民主改革前景》，参见，《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圣彼得堡1999年版，第199页。
1917年2月，俄国首都因面包供应短缺引发沙皇政权倒台，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其真正原因，是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为追求立宪改革，改造社会结构而引发的。这次资产阶级的政变点燃了社会的火药桶，酿成了激烈的政治危机和国内战争。
俄国的二月革命，通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二月革命后，各政党开始了对俄国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改造的伟大战役。
二、社会革命党的复兴
当二月革命一下子把政权送到社会革命党面前，摇摆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社会革命党，希望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俄国农民革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组织起来，是这个时期社会革命党使用最多的一个词。社会革命党因群众还没有成熟起来，与社会民主党一起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杜马临时委员会也自觉无法控制群众，决定同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所掌管的工兵代表就政权问题展开谈判。
1917年3月2日，社会革命党召开了彼得格勒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提出实现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主张，决定派克伦斯基参加临时政府，代表劳动人民监督资产阶级，参加包括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内的一切民众组织，捍卫人民的利益。《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莫斯科2000年版，第24页。
3月3日，以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同杜马临时委员会就政治大赦、政治自由、地方自治、废除等级、民族和宗教限制、立即筹备立宪会议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组成了第一届临时政府。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同一天，社会革命党恢复了莫斯科组织，召开莫斯科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出版党的文献，宣传党的纲领，尽快组织全俄劳动人民组织，准备党的代表大会，以恢复全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统一。
经过活跃在各地的社会革命党代表的不懈努力，各地方党的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甚至出现了乡和村的委员会。据晋季诺夫通报，经过几周的发展，在彼得格勒党组织登记的就达5000人，在参加3月28日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的400名代表中，有将近70人参加了社会革命党党团。在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上，总计400名合作社代表中，有不少于150名代表是社会革命党党员。《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莫斯科2000年版，第71—72页。
1917年4月3—5日，社会革命党召开了第二次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确定了党在战争问题、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问题以及对农业、市政、工人等一系列问题的立场。
社会革命党把战争看作发动革命的契机，所以，尽管社会革命党一直希望消灭战争，但在消灭战争的背后附加了革命的条件。正如会议决议所说：“鉴于消灭战争只有在全世界民主派联合努力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社会革命党承认，必须让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承担起这一首倡的任务，尽快重建国际，召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以恢复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制定最终和平协议并将其付诸实施。还要让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向所有国家的民主派发出呼吁，支持‘没有征服的和平’的口号，并以此精神影响本国政府。……必须让俄国民主派在未来对临时政府施加经常性影响，促使它采取一切措施，联合其他交战国发布俄国民主派宣布的不割地不赔款，实现所有民族自决权的和平纲领。……要求临时政府公布沙皇政府与盟国签署的所有条约。”《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莫斯科2000年版，第76页。
社会革命党给临时政府开出这样的条件，是为了利用临时政府与西方盟国的周旋，赢得自我的发展机遇。党的文件写道：“革命人民和军队用武力确立的新秩序，还没有巩固，斗争还在继续。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支持新政府同旧秩序作斗争，以巩固崭新的制度。”同上，第30页。“革命中出现的临时政府尽管几乎是由资产阶级组成的，但它慑于起义劳动人民的压力，被迫实行广泛的政治改革纲领。”因此，社会革命党采取“协助临时政府”的政策，但“不允许党代表参加联合政府，因为这样做，将使党未具实权而对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承担责任”。同上，第77页。
为了把握继续革命的契机，社会革命党积极参加各种群众组织，同时与这些组织一起，坚守反对派地位，利用并监督临时政府。卢萨诺夫集中地谈到了对待临时政府的政策，他说，临时政府“是二月时期交给我们，用以巩固民主成果和继续革命的武器。在革命中诞生的临时政府，尽管资产阶级性质还占据优势，但却唯独有一个人因自己和社会主义与民主派的联系而在其中占很大分量，因此，是他把临时政府的合力大大地推向了左边，强制展开民主改革并部分实现了这一改革的纲领。从总体上来讲，现在已经使俄国走到了西欧民主派的前面；而在西欧，战争已大大压缩了人权和公民的权利。……我们可以把临时政府视为我们共和国的一个执行改革的权力机关，无愧于良心并毫不动摇地对它加以支持。”同上，第57—58页。“当临时政府没有脱离自己的改革路线，仍然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的情况下，虽然与苏维埃在协议方面有些摩擦和误会，但还谈不到两个政权的冲突，还没有出现两个政权的问题。……只有当临时政府放弃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方面的工作，当它走上反对劳动群众的利益、反对年轻而强大的俄罗斯民主派的时候，我们才谈得上它们之间的冲突问题”。《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莫斯科2000年版，第58页。
卢萨诺夫的结论是，在资产阶级政府和苏维埃二者之间，当其冲突没法解决之时，革命人民决不能“与之妥协”，决不能“参加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应当“反对背叛革命事业的共和国执行机关”。同上，第58页。
社会革命党在处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了临时政府的执行权和群众组织的监督权地位，但是放弃了自己本身的责任。切尔诺夫把这种做法，归结为俄国人的通病，认为俄国人之所以患有这种毛病，原因在于“对荒无人烟的极端恐惧”К.古谢夫：《切尔诺夫的政治肖像》（К.В.Гусев В.М. ЧЕРНОВ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莫斯科1999年版，第89页……而由害怕荒无人烟，导致害怕承担责任，害怕执掌政权，于是，多数人不是在旧政权中寻找国家统治者，就是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希望通过召开立宪会议解决责任问题。社会革命党寄望于民主派，就是这种心理特征的反映：既希望人民选举他们当政，又在心里瞧不起群众；既希望旧统治者出面执掌政权，又希望旧统治者服从人民的安排。
社会革命党抱着同样的心理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希望像在1905—1907年革命当中一样，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
在土地问题上，贝霍夫斯基重申了土地社会化原则。他针对斯托雷平土地私有化改革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俄国仅在没有村社的地方实现了大规模土地私有化改革，在村社盛行的地方，村社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撼动，因此，从总体上讲，村社的精神没有改变。土地私有化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土地集约化，很多获得私有土地的人纷纷卖掉自己的土地，加剧了人们对土地私有制的怀疑。革命时期，渴望土地的人再次出现抢劫土地、焚烧庄园的风潮，因此，土地社会化在俄国具有广泛的前景。贝霍夫斯基建议停止斯托雷平颁布的土地法令，停止土地交易，把所有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建立全国储备地。为了了解土地使用情况，贝霍夫斯基建议社会革命党参加农民苏维埃，参加土地委员会。此人的建议得到了社会革命党的认可。
在市政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仍然从土地社会化角度解决宅基地问题。由于城市土地买卖利润甚高，所得报酬为非劳动所得。根据土地社会化原则，将这些土地社会化，只保留户主对土地的使用权，不准买卖。
在工人问题上，呼吁劳动群众利用赢得的自由，尽快以政治、职业联合会和合作社的形式，自我组织起来。而作为近期的政策，要求临时政府颁布特别法令，确定实际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制、确定最低工资、义务组成工厂委员会、调节劳资关系。
通过报刊和参与群众性的社会活动，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很快树立起了威信，作为合法政党得到普遍复兴。然而，社会革命党以政府反对派的名义，督促资产阶级执行自己的民主纲领，又以群众的名义不授予政府实权的做法，很快酿成了政府危机。
三、第一次政府危机和社会革命党策略的确立1917年4月18日，临时政府外长米留科夫发表照会，声明临时政府“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底”。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页。这立即引起了人民的义愤。4月20到21日，彼得格勒的部分士兵和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打倒米留科夫的口号，引发了第一次政府危机。尽管4月21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体公民书》，要求人民保持镇静和秩序，但是，临时政府只是在米留科夫辞职的情况下，才平息了政府危机。
第一次政府危机反映出人民已经厌倦战争。米留科夫辞职以后，临时政府进行改组，邀请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用以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
社会革命党作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者，也应邀参加了临时政府。参加临时政府，改变了社会革命党作为反对派充当监督角色的策略；这引起了党内的激烈争论。左派代表卡姆科夫坚决反对加入联合政府。他认为，政府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临时政府的构成，而在于它的政策。临时政府在没有走上消灭战争并把国家全面民主化改组之前，一切都是空谈。右派代表阿夫克森季耶夫，从民主派应利用机会开展组织活动的原则考虑，主张参加临时政府。
以切尔诺夫为首的中派，仍然秉持着进行广泛民主改革的原则。首先，他关心的似乎并不是紧急的战争局势，而是如何做好土地社会化的准备工作。在他看来，只有让人们遵守秩序，才能获得土地。进行一系列土地调查，确定消费定额和劳动定额，是土地社会化的必要准备，似乎俄国并不存在饥荒以及重分土地可能引发前线动摇的问题。在参加联合政府问题上，他继续着过去的政策，即通过把政权交给有产阶级执掌来实现组织民主派，并在此基础上，把组织民主派和组织俄国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参加联合政府就是组织民主派，“组织整个俄国”。《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101页。切尔诺夫的做法是不得已的。一方面，他担心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会像西方社会主义者一样，损害自己的道德形象，因而反复重申，临时政府对现在国内面临的危险无法应付，需要地方劳动民主派从事构建俄罗斯的任务，才能走出死胡同。另一方面，在农民代表苏维埃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他又反复解释参加联合政府的意义。
米留科夫把社会主义者入阁看作“利用资产阶级的手段干社会主义的事业”。П.米留科夫：《转折时期的俄国·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时期》（П.Милюков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руссой революции），第1卷，巴黎1927年版，第51页。虽然切尔诺夫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者接手的是沙皇留下的烂摊子，但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沙皇遗留的问题——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话，在以道义评价事件的人民眼中，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是干了违背道义，牟取私利的事。
1917年5月25日—6月4日，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召开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56个省市、8个州的代表，共计418人。《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615—627、154页。从参加会议的代表来看，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已经具有非常好的社会基础。到5月份为止，社会革命党已在63个省州发挥作用，其中有48个省已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截至8月1日，社会革命党已经拥有436个组织，其中正式委员会312个，小组124个，人数超过了100万，同上，第703—705页。《俄国政党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их партий），莫斯科1996年版，第440页。成为所有政党中人数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