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坦波夫暴动来说，传统史书认为，这是社会革命党和白卫军组织富农在那里发起的暴动。其实，领导这次起义的安东诺夫及其“劳动农民联盟”，只是根据社会革命党的主张提出了“劳动农民联盟”的纲领，如宣传不分等级的政治平等（罗曼诺夫家族除外），工人农民与地主、沙皇将军拥有一样的选举权，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国家手中只保留铁路和矿山，支持把工厂交给以前的所有者；在保证工场工业自由的条件下，通过合作社实行自由贸易；支持组织合作社的富农的利益，对工业实行工人监督和国家监控；实行民族自决和中学教育自由；等等。M.詹森：《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革命党档案文件集》，阿姆斯特丹1989年版，第548—550页。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各省的，都没有参与安东诺夫领导的暴动。О.沃罗布耶夫等著：《俄国历史的悲剧：布尔什维克与革命》，莫斯科2002年版，第355页。
农民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反对的只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列宁改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反抗行为很快消退了。在农民暴动过程当中，虽然有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契卡和共产党采取恐怖行动，但是以切尔诺夫为首的中派，坚决反对短期的暴动，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培养农民的独立性和自觉精神，发展农民的参政自觉性，召开立宪会议，建立政权。根据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教训，切尔诺夫坚决反对与非无产阶级政权合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运动是国内战争的一部分，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反对国家，他们倾向于类似哥萨克一样的自由。布尔什维克的强制行为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有病乱投医”的做法，是厌倦掠夺的绝望表现。社会革命党也正是看到了农民的疲惫不堪，本着以和平方法改造社会的愿望，放弃了武装斗争。
农民暴动只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开端。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为加里宁在1921年12月24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公开承认，由于实行余粮征集制，2200万人饿死了。А.科萨科夫斯基：《布尔什维克维持国家政权》（А.А.Косаковский Болтшевики удерживаю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власть），引自《俄国历史的悲剧：布尔什维克与革命》（Дра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большевики и революция），莫斯科2002年版，第382页。随后而来的喀朗施塔得水兵起义，把国内的反抗情绪推向高潮，也为布尔什维克敲响了警钟。这促使列宁于1921年果断地结束余粮征集制，转向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首先从农业开始，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后来发展到城市，把小型和部分中型工业企业租赁给私人，数量超过1/3。粮食税和非国有化政策的实行，直接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按照当时的社会主义观念，这是复辟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引起了党内的纷争，1921—1922年初，某些县每月退党的人数达到10%。А.科萨科夫斯基：《布尔什维克维持国家政权》，载《俄国历史的悲剧：布尔什维克与革命》，莫斯科2002年版，第376页。在西伯利亚的农村，甚至出现了“红色暴动”——贫农袭击富农的事件。
在俄国经历连续七年战争，又被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搞得民穷财尽的情况下，新经济政策是拯救国家、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举措。但由于政策变化迅猛，革命队伍内一些人跟不上形势，党内和社会上出现思想波动。由于种种阻力和矛盾，新经济政策没有一直深入持久地推广开来，也没有真正解决席卷伏尔加河各省的饥饿问题。
切尔诺夫站在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指责新经济政策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资本主义”。B.切尔诺夫：《建设性的社会主义》（В.М.Черно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莫斯科1997年版，第538页。对此，他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列宁在政治上重新制造了剥削者。这个剥削者的第一层次是“工人国家”；第二层次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第三层次是“先锋队”，就是先进部分的先进部分，精华的精华；第四部分是“我们”，先锋队的先锋队，即精华的精华的精华。同上，第541页。第二，经济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所有者。不过在他看来，这个所有者不是某个资本家，而是执政党。也就是说，“直接和全权控制国家工业的完全不是劳动阶级，甚至也不是它的一部分——去世的列宁早就亲手构建起来的阶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而是“它的有组织和有意识的少数”。同上，第542页。
切尔诺夫之所以把所有者看成洪水猛兽，在于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社会主义就是保证每一个人的劳动权利，而资本主义则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如果要想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结出社会主义的果实，在这位新民粹主义思想家看来，无异于掏出社会主义的灵魂——自由。
社会革命党这个从20世纪初演进过来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布尔什维克新经济政策的门槛前，又遇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思想和政治障碍。它所坚守的社会主义观念，初不能与时代同发展，同新经济政策相协调，而布尔什维克为了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稳固，便开始了对这个政治对手的整肃和镇压。
六、社会革命党人的被捕与流亡
1919年11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政治中心”，与高尔察克进行着斗争。翌年1月5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伊尔库茨克推翻了高尔察克在该城的政权，并在东西伯利亚解放区建立了民主政府，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共同与反动派残余力量作斗争。1月12日，借民选产生的西伯利亚人民会议召开之机，“政治中心”把政权转交给了西伯利亚人民管理局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社会革命党人费多罗维奇的领导下，继续致力于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
委员会把其他政权也联合在一起，保卫俄国以御外敌入侵，并筹划在苏俄和日本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以免使这一地区苏维埃化。苏维埃政府为防范与日本人发生武装冲突，也同意这样做。于是，在美国的推动下，缓冲国按照民主原则很快建立起来。1月19日，以孟什维克阿赫马托夫为主席的“政治中心”代表团，与伊尔库茨克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代表克拉斯诺谢科夫举行谈判，社会革命党的科诺科夫和卡罗索夫也参与其事。布尔什维克同意以奥卡河、安卡拉河及其支流为界，在包括伊尔库茨克在内的广大西伯利亚地区建立缓冲国。但慑于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的军事威胁，“政治中心”被迫在布尔什维克军事占领下，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这个缓冲国。
缓冲国虽设在这个地区，但却不包括伊尔库茨克这个西伯利亚重镇。缓冲国的军队实际上也在红军的控制之下，其首府设在维尔赫涅乌金斯克，即今天的乌兰乌德。谈判规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必须无条件加入缓冲国政府，否则将遭到逮捕。社会革命党认为，缓冲国如果没有伊尔库茨克为屏障，局势将完全被控制在红军手中，因而要求普选产生政府。1920年3月初，红军代表克拉斯诺克谢夫提议在布尔什维克的监护下组建缓冲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予认可。但大局已定，也无可奈何。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只好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条件，于4月6日在维尔赫涅乌金斯克建立缓冲国政权，即远东共和国。共和国政府以俄共（布）的克拉斯诺谢科夫为首，由同情农民的成员组成。5月14日，远东共和国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形式上的承认；日本人撤出了除滨海州之外的所有远东地区。
远东共和国维持了俄国的完整。1922年10月25日，日本人撤出，布尔什维克立刻接管了政权。1922年的11月14日，远东共和国并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在这期间，苏维埃政权开始对社会革命党实施整肃。结果，该党中央高层开始流亡海外，多数中央委员被捕入狱，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逐渐走向衰弱和瘫痪。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举行了对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审判。遭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审判的34人当中，А.Р。郭茨、Д.Д.顿兹科依、亨德尔曼、Л。Я。格尔施泰因、М.А.利哈切、П.Н.伊万诺夫、吉霍费也夫等12人被判处枪决，其余被判处有期徒刑2—10年不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赦免了其中10人，并对死刑犯缓期执行。布尔什维克以他们为人质提出警告，如果社会革命党仍采用武装暴力反对苏维埃政权，判决将继续执行。1924年1月14日，又将死刑改判5年有期徒刑，最后改为流放。布尔什维克为了从根本上破坏社会革命党的威信，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宣传鼓动运动，将社会革命党作为走向堕落，背叛劳动人民，从事反革命与恐怖活动，与国际反动派合作的组织加以定性，并在教科书中广为传播。
社会革命党虽然处境极度困难，但仍继续活动。不仅试图出版机关报和各种宣传鼓动材料，还在南方、乌克兰、西伯利亚、高加索以及中央地区举行州代表大会。
社会革命党虽多方活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失败的命运。随着1925年社会革命党中央局最后一批成员被捕，该党在俄罗斯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
从1925年到20世纪60年代是社会革命党的流亡时期。社会革命党最早流亡在欧洲，形成了巴黎和柏林两个据点。他们在国外以办报刊为手段，宣传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先后在巴黎出版了《革命的俄罗斯》杂志，在柏林出版了《俄罗斯之声报》和《日子报》，后改为《俄罗斯周报》、《革命的俄罗斯杂志》、《俄罗斯意志》、《为了人民》、《现代札记》、《俄罗斯共和国》、《为了俄罗斯》等。二战爆发以后，社会革命党国外小组迁到了美国，到60年代方才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