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一些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渐放弃了激进主义，演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人物，直接或间接地为袁世凯“称帝”复辟奔忙。曾是“天义派”“主帅”的刘师培，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变节”，沦为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辛亥革命后为逃避革命分子的惩罚，避居西蜀，曾一度销声匿迹。后复出参与“筹安会”，在1915年发起拥袁称帝。袁死后，又成为北京大学教授，虽成“知名学者”，却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号称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第一人的张继，辛亥革命后坐在参院议长的宝座上，充当各派之间的“调停人”，为巩固袁氏政府而奔忙。至于李石曾，则鼓吹“感化”式的教育，对政治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而吴稚晖，一方面积极赞成“南北议和”，相信一纸宪法就会使共和制度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又把无政府主义当作一个遥远的幻影，主张从现实出发，由一个个微小的社会改良逐渐向它接近、靠拢。他们以教育和道德为主要手段，先后发起留法勤工俭学，并成立了“进德会”。而这一切，实际上是以道德的名义，胁迫革命者交出政权，然后又以道德心为满足，作为政治上失败的慰安和补偿。这在客观上为袁世凯“称帝”帮了大忙，为他的独揽政权扫清了思想障碍。在辛亥革命前，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翘楚”们曾信誓旦旦，声称非但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还要进行所谓的社会革命，而此时他们的社会角色却为之一变，由先前舆论界的先锋而沦为无足轻重的帮闲。正如晦鸣学社的刘师复所言：“吾人以为稚晖先生本无政府党之健将，方望他出面提倡，不料其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东归以后，绝不为积极的鼓吹，不免令我辈鲁莽少年为之失望。”《答道一书》，载郑佩刚编：《师复文存》，主要收录《民声》上师复写的文章，并附师复传记，1927年由出版合作社出版。然而，失去锋芒、趋于平淡的又岂止吴稚晖一人，还有他那个时代的一批倩英。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后起的无政府主义者崭露头角了，他们的领军人物顺势而生。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党和以广州为中心的晦鸣学社，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2—147页。就是新时期最为突出的两股势力。
1911年11月，江亢虎发起了一个“赞成共和”、以宣传社会主义为号召的组织——中国社会党。其本部设立于上海；各地的支部在天津、北京、南昌、绍兴、苏州、重庆等地纷纷成立。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是循着先江浙，后南方各省，最后达于京津等北方省区，这样一个顺序进行。据统计，1911年11月创立时党员才50余人，到1912年1月，支部已达30余个，党员达3000余人。到1912年3月，支部达90余个、党员35万余人；1912年8月，支部400余个、党员20万余人；到1912年底，支部490余个、党员523万余人参见江亢虎：《洪水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等……中国社会党组织十分松散，党员成分也极其庞杂。虽然以宣传社会主义为号召，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从他们的思想主张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沙琻、乐无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派，他们坚决主张脱离国家政府，以公开宣传“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不惜用激烈的革命手段达到最终目的。这一派深受“新世纪派”的影响。另一派是以殷仁、蔡鼎成等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国家社会主义派的观点，参见蔡鼎成：《社会主义之进行、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段、以世界社会主义为目的》，《社会世界》第3期，1912年6月15日。，他们继续遵循前面所说的方针，仅以宣传教育为手段，既不参加政治活动而谋取权力，也不脱离现实生活而与国家社会为敌。这一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孙中山的影响。而以江亢虎为首的一派，则折中于两派之间，认为“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共产主义皆一主义”，并自以为他们这一派才是多数派。
在无政府主义的纲领方面，江亢虎提出了“三无”、“二各”和“五非”等主张，以及种种社会经济理论。所谓“三无”，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所谓“二各”，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五非”，即非私产主义、非家族主义、非宗教主义、非军国主义、非祖国主义。他认为：“欲求安乐，必举其苦的根本掀翻之，由有宗教变而为无宗教，由有国家变而为无国家，由有家庭变而为无家庭。”江亢虎：《三无主义悬论上篇》，载《洪水集》，上海社会星出版社1913年版，第36页。又说：“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以‘二各’、‘五非’为究竟，而其方法则唯普遍鼓吹、取得大多数之同意，以一致进行。”同上，第82页。他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等的“杂拌”，他希望创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学派，即他所谓的“广义社会主义学派”。
中国社会党在群众中设立了宣传部、新剧社、阅报社，在妇女界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华侨中组织“华侨联合会”等社团，并通过组织工团召开工人集会。为了实行社会主义，该党特别注意组织社会文化团体并开展活动，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世界语传习所”等机构。它也注重刊物的发行。最有代表性的杂志是《社会杂志》，它的前身是“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机关刊物《社会星》。该杂志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宣传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的几种杂志。除出版《社会杂志》外，该党在上海等地还办有《社会日报》（后改名《社会党日刊》）、《社会党月刊》、《新世界》、《人道周报》、《社会世界》等。通过这些杂志，宣传中国社会党的思想理论主张。
思想庞杂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党的发展。这个难题，在1912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大会上一股脑儿爆发了出来。会上，无政府派对国家社会主义派发起了尖锐批评，焦点就集中在要不要承认“国家”的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江亢虎表面上调停于两派之间，提出了“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的折中口号，但实际上已投向国家社会主义派。在大会表决时，代表们以37票对14票否决了他的折中决议案，但他仍然强行将自己的意见写入了中国社会党的规章之中。在此情况下，以沙琻为首的无政府派愤然退出中国社会党，于1912年11月2日另组了一个社会党，即“新”社会党。他们以“狭义社会主义”、“极端社会主义”为宗旨，提倡暗杀暴动手段，以《良心》杂志为阵地进行宣传活动。发起人为愤愤、重远、随随、奔公、絮因、白涛、乐无、天真、爱爱、离恨、自然等。后来汉口的鲁哀鸣、苏北的华林以及中国社会党南京支部和常熟支部的部分人，也宣布加入其中，一时间在长江南北建立了数十个支部。但不到半月，就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取缔。不过，社会党的成员仍以各种名义从事宣传活动。1913年8月，沙琻被害，这样他们的活动就停止了。
与中国社会党几乎同时，另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在中国蓬勃兴起，它就是以广州为中心的“晦鸣学社”。这是刘师复1912年5月在广州创立的，被认为是在“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同年7月，在“晦鸣学社”内又成立了一个宣传道德修养的组织“心社”。“晦鸣学社”自成立后，积极展开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翻印了在法国出版的《新世纪丛刊》，从《新世纪》周刊中选择名作，辑为《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还选录“反军备主义”的名著，辑成《君人之宝笺》加以印行，此外，还出版了《无政府主义》一书，介绍无政府主义的著名活动家；等等。这些书都是由“晦鸣学社”印刷所印制的，且各印五千册，免费邮赠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县议会等。由于这一举措，无政府主义渐渐为国人所知晓。
1912年8月，刘师复创立“晦鸣学社”机关刊物《晦鸣录》，以平民之声自许，又称“平民之声”。刘师复亲自撰写《晦鸣录发刊词》，并发表《无政府浅说》一文，反复申述“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正确，且必可实行”。《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日。但当《晦鸣录》出版到第二期时，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晦鸣学社”便被广州封建官僚龙济光封闭，只好迁至澳门，改《晦鸣录》为《民声》。出版第三期、第四期以后，“晦鸣学社”也随而改称“民声社”。民声社在澳门工作期间，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衫荣都曾来信支持和鼓励。当时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以出版的书刊同“民声社”相互交流。但好景不长，《民声》仅在澳门出版了两期，袁世凯便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要求禁止《民声》在澳门的发行。正如刘师复所说，反动派“怂恿葡人干涉，《民声》不能公布，虽曾在澳密印两期，然侦缉过严，举动悉不自由，不得已复去而他适”。师复：《植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载《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不久，《民声》便被迫转迁至上海，继续出版，到1916年共出29期；后来，1921年又在广州复刊，共出至第38期。
《民声》的主要活动，是翻译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介绍国内外无政府主义党的活动和世界工人罢工状况，提倡无政府主义。刊物在香港和南洋华侨中都有一定影响。这时，随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世界无政府主义者也取得了联系。
1914年7月，刘师复等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一栋建筑上挂起了“世界语讲习所”的牌子，以这个讲习所的名义进行无政府主义活动。7月14日，他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旨在促进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个人及团体间的联合。在全国无政府党委成立之前，他们曾以此为交通机关，在全国各地设立分社。在这一举动的推动下，各地无政府主义者纷纷起而响应。从1914年起，广州的刘石心组织了同名的“同志社”，江苏常熟的蒋爱真将先前创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更名为“常熟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的杨志道组织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梁冰弦在新加坡出版《正声月刊》。此外，还有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等团体，也纷纷成立。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
同年8月，刘师复公布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目的与手段》。有关目的，达14项之多，诸如：一切生产要件应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社会公物唯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人人从事劳动，无资本家和劳动家之阶级；劳动果实，人人共同享受；无军队警察与监狱；等等。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采用的手段是：（1）“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2）在传播主义过程中，可具体采用“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两种手段可兼而用之：如通过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等进行抵抗，或采用暗杀、暴动等手段加以扰动；（3）“平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4）再进一步配合“世界革命”。《民声》第19号，1914年7月18日。
1914年8月29日至9月6日，无政府党在英国伦敦召开万国大会，刘师复代表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撰写《致万国大会书》，报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中国无政府者当前的工作情况。他认为，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有“二易”、“二难”。所谓“二易”，即：（1）皆主张共产主义，无主张个人主义—独立主义，思想一致；（2）无社会民主党，无人提倡集产主义之学说，江亢虎自“中国社会党”解散后，声响已寂，信者绝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所谓“二难”，即：（1）工人知识极低，难读书报，各行各业虽间有工会，但绝无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颇非易事；（2）受中国政府迫害之限制，在内地不能自由行动，因之传播事业异常棘手。于是他提出五条建议：组织万国公社，注意东亚之传播，与公团党联络一致进行，万国总罢工，采用世界语。
师复主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无政府主义在经过辛亥革命前的酝酿和民国初年社会党人的喧嚣之后，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较以前各派的无政府主义有着更加系统和完善的理论形式，把中国无政府主义更加教条化和“世界化”了。它比之于传入初期的无政府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无政府主义传入之初，实际上是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为民主革命开路。“天义派”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带有古色古香的味道，却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至于“新世纪派”，更是把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容相混在一起，声称无政府主义革命必须从推翻皇帝开始。社会党人的思想虽然杂乱，但是他们矛头所向，主要是袁世凯专制政权。这些派别的共同特色是，一方面叫喊着空洞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多少使这些原则附着于现实，因而带有中国的特色。换句话说，就是把无政府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无政府主义的旗子上写着一些民主革命的要求。而“师复主义”则把无政府主义这张皮从活生生的现实身上揭下，还原为几个干枯的教条，它所关心的是原则的纯洁和体系的完整，而不愿意多少考虑一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已经很少有中国的色彩。他力求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与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结合为一体，把中国无政府运动当作欧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并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欧美的无政府革命上。在刘师复的世界里，理论已经摆脱了现实的纠缠，变得更加精致、纯粹和世界化，同时，也显得更为教条化和宗教化，更加远离中国的土地。但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主义，在1914年到20年代中期，长期占据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讲坛，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形式和典型形态。参考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93页。
1915年3月27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和理论家刘师复因病在上海逝世。他的死，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虽然《民声》在继续出版，由林君复接手主编一职，又先后印行了十几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如《无政府浅说》、《平民之钟》、《夜未央》、《总同盟罢工》、《伏虎集》、《两个工人的谈话》、《民声社纪事录》、《民声丛刻》等等，但理论上已后继无人。正如《民钟》所说：“在我们的心目中，现在中国除师复外，实在没有一个人能领受我们的敬意。”《卷头语——纪念师复先生》，载《民钟》2卷3期“师复纪念号”，1927年3月25日。从这句话，就可看出刘师复之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