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李大钊在中国大学作了题为《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他指出：Democracy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表现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近代趋势和现代世界潮流。由于其意涵广泛而不限于政治，故宜译为“平民主义”，或可音译为“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原意为“人民统治”，即民治，但其涵义演进至今已不复有原初“统治”之意。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而是对事物的管理。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渊源，凡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谟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后德谟克拉西而起的，为苏俄式的“工人政治”。这种“工人政治”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他强调：“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故在他看来，德谟克拉西与伊尔革图克拉西（工人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
1923年1月，李大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小册子，对“平民主义”作了更进一步的诠释。他所谓“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意译，他所说的“工人政治”是Ergatocracy的意译，意思是工人的统治。李大钊所阐释的平民主义的含义在于：①认为平民主义是世界的潮流、时代的精神。他说：“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着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在他看来，平民主义是社会政治前进的巨大动力，将来的世界是平民主义的世界。②不仅将平民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视为一种人生哲学。他认为：“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同上。在他看来，作为具体政治制度的民主主义，已经无法涵盖他所理解的平民主义的丰富内容，他更强调的是平民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思想境界、感情境界和平民主义作为人生哲学的意义。③强调平民主义的真精神是“自由政治”。他说：“‘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公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公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同上，第119页。在李大钊看来，现代平民主义已经不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而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不是对人的统治，而是对事物的管理。④他断言工人政治是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他是这样概括自己的平民主义理想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页。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以平等的最大化为首要价值目标，以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解放为追求目标。这种崇尚绝对的人民主权和政治平等的平民主义民主，超越了西方近代自由秩序的民主理想，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
平民主义的流行，成为五四时期民粹主义的重要标志，对五四后的中国思想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平民主义理念驱使下，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开始进行建立平民主义社会的尝试和实验，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五）新村主义与工读互助团实验
新村主义的首倡者是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他受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关于否定资本主义、探索理想社会的理论体系。武者小路实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人道的，应当另立“新村”，创造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幸福的新社会。他说：“现今世上，都以为别人的损失，便是我的利益；外国的损失，便是本国的利益。……以为若财富归少数者所有，其余都是贫民，社会就不能保存。对于这宗思想的错误，我们也想用事实来推翻他。”他企图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害，便是我的害；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各人尽了必要的劳动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他经过几年鼓吹和努力，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建立一个“新村”，掀起了轰动一时的“新村”运动。
新村主义的基本思路，是先在一个小的地方建立一个新村，人们在此过着平等的生活，然后推广到全世界。这显然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全面介绍新村主义。他写道：“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pia（乌托邦）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Coleridge等发起的‘大同社会’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灭了。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的。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新村主义营造的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新生活，和互助理论所追求的社会模式极其相似，因而引起五四时期广大青年的回应和共鸣。
1919年2月，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在《晨报》上撰文指出：“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因立在劳动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劳动利益，未必即斯劳动利益。若亲身加入劳动界中，才知道劳动界的真正甘苦。”他呼吁：“我们中国的少年，要改造‘少年中国’，只有与农民打成一气！”《致夏汝诚先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但知识青年怎样到农村去与农民为伍？左舜生提出了“小组织的营造”，建议组成“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以各自劳动所得的收入，合成集体财产，实现一种小组织的生活。他说，这种小组织与大组织“是相成的，不是相反的”，“大组织是我们的大本营，小组织是我们的教练所。经过这种小组织的训练，然后可以做大组织中的健全分子”。左舜生：《小组织的提倡》，《时事新报》1919年7月2日。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王光祈和宗之櫆等人的响应。
王光祈在致左舜生的信中提出，在城市郊区租一个菜园，在园中建楼房做阅览、办公、游戏、睡觉、吃饭等活动的场所。他描述道：“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他解释道：“为什么我主张种菜呢？因为凡是人类都应该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种菜为最佳。其理由有三：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种菜易于学习；种菜收效最快。”他具体设计道：“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卧室、饭厅等等。”这样，“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大脑是清楚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片，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也大声疾呼：“我们奋斗的地盘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若愚：《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宗之櫆认为，凡有人烟的地方，都是旧社会的恶势力圈，不能把目光局限在这污浊、丑恶的旧世界，而应该在“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用“合力工作”造成经济独立和文化独立，用实业与教育发展团体的经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满的新社会”，“用这新社会做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的社会渐渐革新，成了个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1919年12月，王光祈在《城市中的新生活》中呼吁知识青年行动起来，参加“工读互助团”实践。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具有很多优越性：它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仅限于技能培训，“不能将各科置办齐全”；它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依靠捐款、供给学费，是一种施舍行为，而且受助的人总是有限；它比“新村”容易，因为不需要土地，“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地又在城市”；它比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实践更有意义，只要有一双手，人人都可以参与。他宣称，“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北京《晨报》1919年12月4日。
王光祈设计的工读互助团，宗旨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入团者“每日每人须作工四小时”，全部收入归公；与此同时，团员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各项杂费……均由团体供给。在求学择校“听其自便”外，团员们共同生活，一起读书、讨论、娱乐、游戏、旅行、健身。按照王光祈的计划，工读互助团先设立三组，第一组27人，经营食堂、招揽石印与装订生意，兼营洗衣，“开办费四百元”；第二组19人，经营业务大致相同，不过地点和第一组错开，“开办费三百元”；第三组若干人，全部由女子组成，编织衣物、制作小工艺品，“开办费三百元”。为此，共需募款一千元。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计划，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陶孟和、罗家伦等北大教授的支持。
1920年1月15日，王光祈在《工读互助团》中介绍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工读互助团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他说，“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他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倘若这个实验获得成功、逐步推广，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将渐渐实现；通过和平、互助的方式，人类也能通往天下大同。此时，工读互助团仅仅拥有两个小组、20余名成员，但它声势之壮、影响之广泛，被称为“风声所播、全国掀动”。在它的感召下，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湖南平江等地，青年们纷纷响应，发起和组织工读互助小组。1920年2月3日，恽代英等人发起成立“武昌工读互助团”，将宗旨定为“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开始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2月5日，中国大学教职员工组建“中大工读互助团”。2月12日，“毅士工读互助团”在北京悄然诞生。2月27日，包括蔡元培、王光祈、毛泽东在内的26名发起人出席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成立大会。3月22日，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宣告问世。各地工读互助实践也风起云涌、席卷一时。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成员施存统，在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时说：“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在他看来，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就是“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然而，这种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不到半年便因难以维持而宣告失败。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后，陈独秀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人的问题”，即“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王光祈基本赞同陈独秀的看法，也认为工读互助主义的失败“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他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第7卷第5期，1920年4月1日。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是“名实不符”的乌托邦主义。他对新村主义的“新生活”实验提出了质疑：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