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是，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实行那种纯之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形式，而是应当允许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事实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除了对立关系，还有继承关系：“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最终要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吸收、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列宁对于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曾给予足够的重视，强调：“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还用一种“公式”来表达上述看法，提出“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6页；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那种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情绪。割资本主义尾巴、“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做法，反映了我党主要领导人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并不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起码没有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甚至在指导思想上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色彩。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先进性，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缺陷与罪恶，害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极端厌恶、仇视资本主义，在心底里只想早点让资本主义消亡直至绝种。其结果是，导致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背离，受到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严重惩罚，使我国经济在一个相当时期受到大破坏，致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极端贫穷困乏，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三面红旗”和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实验我国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从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始，就高举“三面红旗”，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指1958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问题上的认识水平。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还是基本按照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首先是所有制要像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样，实现“一大二公”。怎样实现“一大二公”？就是由小集体所有制，变成大集体所有制，再由大集体所有制转变成全民所有制。只要实现了大集体或全民所有制，就靠近或进入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中国实际上是1955—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加速并一步跨进“社会主义阶段”的：在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在城市实行了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但在毛泽东看来，合作化还只是建立了初级的或高级的合作社，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离全民所有制——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有相当距离；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还有按资本分配的形式，即资本家还拿定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剥削还部分地继续存在。所以毛泽东在思考着、探索着，怎样才能更快改变这种状况，怎样才能尽快进入完全的社会主义，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就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环境，与中国领导人受制于这种状况的性质有关系。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东方大国，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家。中国广大民众既有快速改变穷困落后状况的合理愿望，也有在一定条件下追求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狂热性。正确的领导，应该是对农民小生产者这种合理愿望和狂热性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什么是要求改变穷困落后的合理愿望，什么是带有空想性质的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狂热情绪？二者的限度和界限何在？但把握这个界限是有相当难度的。毛泽东的失误恰恰就在于，对这个具有高难度的分寸和界限的把握上，他过高地估计了农民小生产者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积极性，而相当程度地低估甚至忽视了他们作为小生产者追求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和狂热性，他甚至把他们的空想性和狂热性当成了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合理愿望。毛泽东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就不断强调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494、514、543页。这种对农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热情歌颂，对农民社会主义倾向性的夸大，同民粹主义把“人民”理想化，极力赞美俄国农民的共产主义天性的做法，是有某种相似之处的。
毛泽东和党中央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以夸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出发点，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并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不断扩大公有制的规模，最终迈向共产主义。
（一）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形成和提出的过程。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一次不懈努力。早在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12月6日，毛主席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页。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和好一点。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了党中央同意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1957年9—10月，我党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会上毛泽东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攻掉了多快好省，重新提出了加快建设速度的问题。这次会议开始背离了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方针，为“左”倾错误的泛滥开了绿灯。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紧随赫鲁晓夫之后提出中国要在15年后赶超英国的口号，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正式向外宣布了这一赶超口号。1957年12月12日和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乘风破浪》两篇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表达了总路线的基本构想。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片面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再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把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认为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个政治问题，导致右派的进攻，并说反冒进者距右派只差50米了。会后，《人民日报》2月3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被概括了出来。
3月8—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多次讲话中，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已基本形成。他反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
成都会议后，各地反右倾保守思想的运动迅速铺开，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同时，它又是在对反冒进不断进行批判，不断背离八大正确路线的形势下形成的，实际上是“左”倾思想发展的产物，存在着严重的偏颇和失误。这些偏颇和失误表现在：一是片面强调高速度，忽视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讲多快好省，但其实质是高速度，速度高于一切，速度就是一切。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大大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力争高速度》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应该说快无可非议，但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发展有个客观规律问题，“快”得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而不能随心所欲。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客观条件和客观物质基础，盲目追求高速度，结果破坏了综合平衡，打乱了正常秩序，欲速则不达。二是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为了追求高速度，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有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的正确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如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又片面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强调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利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破坏了经济的发展。
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又进行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泛滥起来。
大跃进运动开始酝酿于1957年9—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但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思想萌芽可追溯到1955年冬。那时毛泽东就提出要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这样，在1956年就发生了毛泽东称之为“小跃进”的“左”倾冒进现象。后党中央纠正了这种错误，但毛泽东却一直钟情于高速度。到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大跃进”一词，最早是1957年6月29日，一个署名叫于践绘的人发表文章，提出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并提出“大跃进”的口号。社论认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的口号提出以后，深得毛泽东的赞赏，认为“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党史研究》1984年第7期，第14页。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从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前，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与发动“大跃进”有关的会议，不断批判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对大跃进运动给予充分肯定，宣称中国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刻，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内定7年超英，15年赶美。会后，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浪潮，而且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认为只要2—3年就可赶超英国。毛泽东在1958年6月22日《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