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每社平均4600多户，6万多亩土地，1万个左右的劳动力，一个公社相当于一个乡，甚至一个县；所谓“公”，就是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化、公有化程度更高。此外，在管理方面，人民公社确立了政社合一，分级管理的体制；在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举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在劳动组织和生活方式方面，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切实际的穷过渡，其实质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企图仅仅依靠扩大和提高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破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最后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在1959年2月27日的郑州会议上曾提出：“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毛泽东认为，“公社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其实，在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这种“一大二公”、工农兵学商一体的人民公社，是一种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
在生产力还没有明显发展进步，并且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不首先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去一味改变生产关系，这是违背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发展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违背规律必然受到惩罚。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损伤群众生产积极性，大搞强迫命令，引发严重饥荒的重大灾难性后果。
企图通过人民公社化道路过渡到共产主义，实际上构建的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出现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主要原因，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机械地理解马、恩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马、恩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根据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提出来的，针对的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马、恩的社会主义理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共产风”，主要是由于我们机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私有制、工资制等作为资产阶级权利加以限制和批判，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
其次，是错误地看待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把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绝对化、神圣化。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说：“我们的军事共产主义，是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我们就是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43页。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运用过的军事共产主义照样可以运用在和平年代，通过供给制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但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在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一部分人当中实行的。把特殊战争条件下运用过的政策措施，搬到一般和平建设条件下，把过去的局部经验扩大化、普遍化，这里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是受西欧历史上乌托邦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欧乌托邦思想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做了许多描绘，提出了不少美好的、天才的设想，这些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我党的领导人产生了影响。以小农平均主义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在我国也源远流长，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到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颠峰。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也对我党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影响。
由于受上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欧文、武者小路实笃等的“新村主义”和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毛泽东早年曾和蔡和森等进行过建设“新村”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他们计划在长沙岳麓山建设的“新村”，是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社会。其中有公共育儿院、敬老院、学校、图书馆、银行、农场、工作厂、消费社、剧院、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此计划虽因根本无法实现而不久为毛泽东等所放弃，转而投身于革命实践，但其美好的理想却始终未被毛泽东所忘怀。新中国的建立，使毛泽东有了实现这一计划的条件，所以最终把它付诸了实践。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等领导人曾多次讲到：“从前乌托帮的空想，我们要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而“从人民公社的模式中，也可以隐约看到他早年曾考虑过的‘新村’计议的某些轨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73—774页。空想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而俄国民粹主义又把“农村公社”理想化，独有“公社”的情结，所以我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上述两者共同影响而发生作用的产物。
第四，既受到反右派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左”的倾向的推动，也受到斯大林追求“大、公”思想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急于走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都造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泛滥。
（三）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实验的进一步推广——“五七指示”
如果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在全国农村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后来毛泽东发表的“五七指示”，则是试图把这种模式推向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和部队，推向全国的所有角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他所设计的未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发展成长的道路。这封信就是人们所称谓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人民日报》在8月1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社论认为这个指示“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为了响应“五七指示”，各地还纷纷建立了“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五七”工厂，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践。
“五七指示”提出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人人都批判资产阶级，从而达到逐步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上，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生产的空想社会主义目标。因此，“五七指示”规划的就是一种具有空想色彩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如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２0年的“左”倾错误》中所说，毛泽东在“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可以说，“五七指示”进一步完善、并推广了毛泽东心目中建立在“新村”基础上的人民公社蓝图，它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内容。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五七指示”，都反映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带有浓厚的乌托帮色彩。这实际上是一种“直接过渡”的思想，即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跨越发达的商品生产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与民粹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三、“文化大革命”狂谰中泛起的民粹主义思想沉渣“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一场浩劫，它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爆发，并且延续达十年之久，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这里，民粹主义思想对党和毛泽东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一）夸大阶级斗争，把批判斗争绝对化，不断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领域掀起大批判民粹主义对旧制度、官僚贵族和反动派，一句话，对敌人嫉恶如仇，对人民则充满同情和献身精神。这是民粹主义及其代表人物令人敬佩之处。但是，民粹主义者对待同一战壕的战友、革命队伍内的同志与可团结联合的朋友中的持不同意见者，却十分偏执而毫无宽容性。“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青年俄罗斯》（传单），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这是民粹主义急进派的一段名言，也是他们所遵循的一个思想原则。在他们这里是没有中间地带、中间势力可言的，一切非我皆敌，非黑即白。这一思想曾影响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队伍，影响到斯大林和联共（布）对党内和社会矛盾斗争的处理，影响到对待中间势力的政策。这样，斯大林和联共（布）也以这样的党内斗争和对待中间势力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共党内的一部分人。
俄国民粹主义奉行批判哲学，具有把斗争绝对化的思想特征。民粹主义急进派公开宣称，他们只知道“破坏的科学”，“反对和平无争的学问”。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和斗争。就连民粹主义稳健派的代表拉甫罗夫也认为，批判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也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俄）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8封信》，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85页。这里应当区分两种情况，是对待敌人还是对待朋友，是乱敌人还是乱自己？不区分敌我、不区分敌友，这样笼统而言“破坏秩序和安定”是错误的。无疑，对于沙皇专制统治或资本主义的旧社会，这样通过批判、斗争，发动革命，使社会出现骚动和混乱，这是乱了敌人，有利于夺取政权，原是可以的；而在人民已经获得政权的情况下，若仍这样无休止的斗争，则是乱了自己，乱了人民的国家，这是不允许的。民粹派和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人并没有区分这两种情况，笼而统之地讲“破坏”，讲“批判斗争”，把斗争绝对化，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危害，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斯大林曾受到民粹主义这种偏执教条的影响，把批判斗争绝对化，把无休止的斗争移植到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从上世纪中后期直到50年代初，连续发动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斗争，把党和国家搞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名曰“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这种情况，这种“理论”也严重影响到我们党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运动同样连续不断，批判斗争一波连着一波。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批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批人道主义、批人性论，批“中间人物论”、批经济学家孙冶方、批“合二而一”哲学、直到批“三家村”，发动“文化大革命”。从党内到党外，牵连人数之多，所占比例之大，空前绝后。同苏联一样，完全搞乱了自己。所有这一切，都奉行批判斗争哲学，把斗争绝对化，并带有民粹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