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通过历次运动，已经把群众运动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靠群众运动打江山，固然有其合理性的成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仍然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搞建设，就有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之虞，把搞经济和搞政治、军事完全等同了起来，在1958年“大跃进”中就曾受到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惩罚。但并没有从这里汲取必要的历史教训，到“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济形势稍稍有所好转，又进一步恶性发展，上演了一场更大的“文化大革命”悲剧。
（三）轻视知识、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造成反智主义盛行俄国民粹主义在文化观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把文化视作“贵族”的“趣味”，甚至对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其根源，一方面在民粹派看来，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似乎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仿佛文化本身也沾染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俄）尼·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版1998年版，第58页。另一方面，也同他们对待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有关。民粹主义对待文化的行动准则就是“有益”二字，它只从对实际生活“有益”与否考虑、并且仅仅出于实用目的来判断文化的标准，因此，民粹派“主要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感兴趣”。同上，第129—130页。19世纪60年代著名的虚无主义者皮萨列夫就“崇尚务实”，“只承认自然科学，鄙视人文科学”。同上，第52页。
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的重要表现，是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以“不信任的目光”，看待大学教授。他们鄙视“抽象理论”，只看重实践经验，因此，克鲁泡特金主张“关闭一切大学”，认为“我们需要”的只是“医院、工厂”、“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俄）彼·阿·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273页。巴枯宁也宣称，实际斗争就是“科学”，他号召青年“抛弃这些大学”，“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俄）巴枯宁：《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载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这表明，否定大学教育是民粹主义的特征之一。
无论自觉不自觉，也无论经由什么途径，或者土生土长的，或者接受外来的，受到民粹主义思想这样那样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以及此前，在对待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上，我们就曾出现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5页。他还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列入“黑五类”，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变为“臭老九”，和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一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与此同时，又片面强调实践经验，提倡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开门办学，培养工农兵大学生。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指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臂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1968年他又一次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616页。
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更达到了高潮。“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即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应该说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为了解决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文化，解决红卫兵组织问题等等。但是，其中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带民粹主义色彩的特征也是明显的。俄国民粹派的一些人认为，“农村的普通民众”，其“道德素质”要比“文化阶层更诚实、更真诚”；其“道德天性和本能”，要比知识分子“更加健康、更加纯洁”。П.П.切尔温斯基：《我们的文学为什么缺乏生命力？》，见《星期周报》（Червинский П.П. Отчего безжизненна наша литература//Неделя。 1875.N44.C.1432），1875年第44期，第1432页；同作者：《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农村？》见《星期周报》（От себя или от деревни？//Неделя。 1876.N2.С. 62），1876年第2期，第62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0页。他们认为，在俄罗斯的社会改革中，少数文化人所分担的仅是一种辅助角色。只有当知识分子身心渗透农村人的高尚道德素质，从思想中清除掉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意识，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消除世代脱离人民群众的积习，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有益的影响。对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过度美化，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过度贬抑，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点。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把农村生活、农民的政治觉悟与社会主义积极性过度理想化的倾向，似乎让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来就能更好地接共产主义的班。正如钱理群在“城流乡动2007年文化研究学会年会”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发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是复杂的，“除了解决文化大革命所积累起来的政治危机与就业问题这样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也许还有毛泽东本人的类似新村运动那样的乌托邦理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全国办成一所‘大学校’，全民学工、学农，习武，批判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钱理群：《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http：//www.ncu.edu.tw/~csa/CSA2007/papers/p1-Qian.pdf。
四、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判民粹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受民粹主义思想
影响之原因分析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坚定地反对和批判过民粹主义。胡绳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至少在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胡绳甚至称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58页。但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在某些方面身体力行，进行具体的实践。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民粹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又受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身上带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色彩，这一转变的个中原因何在呢？
通过对解放后我国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和毛泽东经历与地位变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
第一，我国有适合民粹主义生存、发展的客观社会环境。民粹主义主要是农民国度的产物，民粹主义思想是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中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度，我们的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即使解放以后，依旧存在着产生民粹主义的肥厚土壤。
第二，毛泽东早期曾受过民粹主义的影响。虽然他后来很快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坚定地反对和批判过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的一些思想观念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并未得到彻底清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毛泽东也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遇适当的条件，原来潜伏在他下意识之中的民粹主义思想，比如建设“新村”之类的理想蓝图，早年曾想实施但无力完成的一些民粹主义有关社会结构的设想，又在他思想中冒出头来，并且利用他“一人呼万人应”的领袖地位，马上把它变成了现实。
第三，未能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和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毛泽东在心底里也害怕资本主义，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同时，又缺乏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最终未能很好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因此，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严重偏差与错误。
第四，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毛泽东在对外关系中虽一再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我们毕竟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许多方面需要得到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建国初期，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同时，我们虽然在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我们缺乏经验，又没有太多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是未能摆脱苏东模式的影响。建国后我们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强调阶级斗争，信奉群众运动，轻视知识、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等等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想与做法，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