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发展，非洲的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建立“非洲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斗争目标和要求”。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非洲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其中，加纳、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领导人，竞相宣布奉行“非洲社会主义”或“非洲式社会主义”，认为非洲的传统村社制度是社会主义性的，应该加以恢复和捍卫，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实践。
非洲国家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也受到了国际环境的因素的很大影响。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对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显示出了巨大吸引力。
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战后初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上的示范效应。30年代和战后初期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以及东欧国家进行的建设，在当时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比周围国家要快得多，在群众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越南等亚洲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对非洲村社社会主义所起的范例和影响。中国革命震撼了世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消灭剥削、国家控制经济命脉、计划经济、农村改造计划等等，对非洲新独立国家有很大吸引力。同时，越南等亚洲小国的革命斗争，也进一步推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非洲人民从这些范例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增强了反殖斗争的信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念与希望。
许多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和进步人士接二连三访问中国，学习建设经验。早从50年代起，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一些青年和学生，就组织代表团，纷纷到中国访问、学习。从1960年9月到1966年2月，共有10个非洲国家元首（包括副职）和政府首脑先后来中国访问。几内亚、马里、贝宁、莫桑比克、索马里、刚果及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对中国的成就表示叹服，先后亲自来到中国了解情况，学习经验。1965年2月，尼雷尔第一次访问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给这位坦桑尼亚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访问后对毛泽东说：“如我能把一千万坦桑人都带到中国看看你们解放后的成就，我都愿意这样做。”同年，他又对回访坦桑尼亚的周恩来总理说：“在访问你们伟大国家期间，最使我受感动的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即你们政府和人民对事业全心全意的努力……以及自觉的厉行节约，这一切都是为了集中全力来进行建设。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教益。”勒内·杜蒙和玛丽弗良斯·莫坦著， 隽永等译：《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尼雷尔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对非洲“很有用处”，中国的经验“极适合非洲”。坦桑尼亚实行乌贾马社会主义，它在农村中实行乌贾马的组织形式，这固然源出于其传统的村社制度，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中国人民公社的影响。坦桑尼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指导思想，例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迅速推进国有化政策，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思想，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等等，也或多或少受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村社社会主义模式在非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兴起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取得胜利，一系列国家先后赢得独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57年3月加纳人民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率先升起民族独立的旗帜。不久，几内亚也摆脱了殖民统治。加纳和几内亚的独立，尤其是1958年至1961年相继召开的两次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三次全非人民大会，极大推动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在1960年一年间，就有17个非洲国家竞相宣告独立，到1963年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取得独立。
伴随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在非洲大陆上逐渐兴起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纷纷宣称奉行社会主义和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较早独立的埃及、突尼斯、加纳、几内亚和之后独立的阿尔及利亚、马里、塞内加尔、刚果、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马尔加什，共计有13个国家。于是，在这块非洲大陆上，继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之后，又兴起了声势浩大的非洲社会主义热潮。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即：（1）具有浓厚的非洲传统村社色彩的“村社社会主义”；（2）受欧洲社会党思想影响较深的“民主社会主义”；（3）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流派主要受非洲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后两个流派主要受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影响。其中，属于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有坦桑尼亚的“乌贾玛社会主义”，马达加斯加的“福科诺纳社会主义”，还有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倡的“人道社会主义”和塞舌尔总统勒内提倡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此外，奉行这类社会主义的还有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马里前总统凯塔和几内亚前总统塞古·杜尔在执政期间奉行的社会主义，以及肯尼亚独立初期奉行的“非洲社会主义”。由于村社社会主义属于典型的民粹主义，下面，我们主要对非洲的这种村社社会主义及其社会实践和它的兴衰过程加以具体考察。
—、村社社会主义的实践
（一）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
1.城市推行国有化政策
为了尽快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受到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改革的启示，非洲国家纷纷学习国有化经验，实行本土的国有化，以求改善国家落后的工业和农业现状，实现振兴民族经济的伟大抱负。在村社社会主义者看来，人民掌握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主要体现为国有化或公有制。这里的国有化包括它们试图将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殖民主义代理人所持有的主要种植园、银行、运输、保险公司和工商企业等收归国有，并对工厂、矿山、铁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实行国有化。
在加纳，恩克鲁玛强调国家控制经济，尽可能快地把加纳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自6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发展国营企业，1966年初，国营企业猛增至53家。在大力发展国营农场和国营企业的同时，恩克鲁玛改变了对加纳私人企业的态度，强调加纳不允许个人致富，开始对加纳私人企业实行严厉的限制。到1965年加纳大型国有企业的数目从13家增加到22家，还有20多家正在建设之中。国营的加纳国家商贸公司独家控制着全国的日用品进口业务。1961年3月政府建立的全国矿产公司就接管了国内7个大矿中的6个陈仲丹著：《加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坦桑尼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消灭国内外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建立国营企业，由国家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67年，坦桑尼亚政府颁布了国有化法令，一周内坦盟中央接连发布总统令，先后将银行、外贸、主要工矿企业、种植园等收归国有。接着，政府又对33家种植园、7家卷烟厂、制鞋和酿酒厂及2家石油公司征购超过半数的股份，建立准国营企业，以防外资外流。70年代，政府进一步推进国有化运动，将中、小企业收归国有。到1972年初，欧洲人和印度人的私人资本几乎全部被排挤出坦桑尼亚，重要的生产资料已基本掌握在国家手里。以国营企业数目而言，1967年只有64家，1980年则增加到373家。随着国有化运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为了进一步控制经济，政府接管了私人经营的屠宰场、加油站。为进一步消灭商品流通领域的私商，1976年政府发起一场“关闭私人商店运动”，把私人经营的盐、糖、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商店一律关闭，用设立的国营合作商店取而代之。
2.在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如何发展农业这一问题上，村社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将视线转向本民族的传统形式。
奉行村社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实际上，农业是整个非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支柱，因此，实现农村的生产关系变革，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便成为村社社会主义模式倡导者在掌握国家权力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实现农村的生产关系变革，即改变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外国农场主和依附于外国势力的大地主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方面，村社社会主义倡导者大都认为，传统的村社制有助于社会公平和富裕，因此，通过恢复传统的村社便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里，他们把这种传统的村社体制称为“社会主义政策”，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原则的农村公共所有制、合作制提法与其传统的村社体制极为相似，有着共同的平等主义、互助主义原则。
最有代表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就是坦桑尼亚的建立“乌贾马村”运动。坦桑尼亚除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而且，坦桑尼亚地广人稀，大多数农民往往以家族或氏族的形式散居于穷乡僻壤。1967年2月，尼雷尔正式发表著名的《阿鲁沙宣言》，提出要自力更生，依靠农业发展国家。之后，尼雷尔又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1967年9月），把建立“乌贾马村”作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坦桑尼亚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和关键，从而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地建立乌贾马村的运动。尼雷尔的目的是要利用非洲传统的村社精神，以农业集体化为手段，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面貌。具体来看，乌贾马村实际上是一种自治的农村基层组织，乌贾马村的权力机构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村管理委员会”，由村主席和书记组成，有关全村的生产和发展计划均需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村管理委员会”必须接受坦盟支部和地方政府的监督和领导。乌贾马运动原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把分散的个体农民迁到靠近水源的地方集居。第二阶段组织集居的农民参加集体活动以增强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同时，国家为他们提供一些社会服务，如建学校、医疗站等，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第三阶段，提高集体生产的比重，配合机械的使用，使乌贾马村实现现代化。就集体而言，农民对乌贾马运动的积极性并不高。在坦盟的努力下，到1973年发展了5500个“乌贾马村”，约包括全国人口的15%。政府放弃说服和自愿的原则，派遣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动员农民迁入新的乌贾马村，对拒迁者则动用民兵和军队强迫搬迁。到1976年底，终于有80%的农业人口（1300万）居住在7700个“乌贾马村”里。
加纳的村社制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实现的。在限制私人小土地占有的思想指导下，恩克鲁玛在全国大力兴办合作农场和国营农场，以此再现土地公有的非洲传统村社。1961年全国合作农场有361个，而到1962年就猛增到1165个。1964年全国国营农场土地只有25万英亩，一年之后就迅速增加到了625万英亩。国营农场职工有2万多人，全部由国家提供住房、衣服、食物和工资。为了扶持这些农场，国家在5年内投资达1500万英镑。农业合作社发展更快，1961年，加纳全国有361个合作社，一年以后，猛增到1165个合作社。加纳合作社主要有两类：一是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社；另一类是使用集体的工具共同劳作，土地归个人所有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由政府统一安排生产，销售产品，为劳动者提供消费资料。另外，政府还组织成立创业者生产队，这是为同失业作斗争而建立的。创业者生产队建立在一些村落里，那里住着许多青年男女，国家向生活在这个组织内的所有人提供膳宿费用，并对来到组织内的青年进行政治思想、专业技术和军事上的培训。
同样，几内亚也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自独立以来，几内亚政府不断在农村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建立各种形式的集体生产组织。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拥有集体耕种的土地，农民每周有几天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政府规定合作社的产品要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在70年代初期和中期，几内亚政府先后在农村地区建立了A、B型生产队和机械化生产队等集体生产组织。生产队由政府提供土地、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劳动力由农民中的壮劳力组成。产品大部分上缴政府，部分留生产队分配。
（二）政治上主张一党制
在政治方面，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主张实行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民主制”的政治制度。这些非洲国家都主张废弃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建立社会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在他们看来，单一政党是民族团结的标志，能巩固国家独立并实现民族团结。这一主张同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的严峻国内形势密切相关：非洲许多国家内部存在诸多部族，政党往往是与部族势力结合在一起的，部族成为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成为部族的政治代言人和利益的谋划者。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实行议会多党制往往会导致封建主义、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权力斗争。村社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充分意识到了这一局面的危险性，因此，他们都把建立独立的统一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认同，确立新型的政权体制，作为一项要务来抓。这一思想就成为村社社会主义倡导者建立一党制、维护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基础。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在非洲大陆上，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们都拥有现代决策机制的政治经济体制——共和国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为以后非洲民族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