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总数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髤（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巵茜音支倩，是一种染料。此言素木器或铁器或巵茜千石，百二十斤为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僮是奴婢，千指为百人），筋骨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粗厚之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麹盐豉千答，鲐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17字是一项，旧注都错了。这是说，息借千贯钱来做买卖，贪贾得利多，廉贾得利少，故三个贪贾或五个廉贾，也可比千乘之家。上文“枣贾千石者三之”，也是说，这样的三个人才可比千乘之家）：——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不够二分利），则非吾财也。
这是当日的所谓资产阶级，其中有工业家（酿酒，做醋，造酱，织布，漆器，铜器等），有大农（种树，种竹，畜牧等），有商贩，有运输业（车、船等）。
其生产方法还在手工工业时代，故奴婢也是资本的一种。其利益至少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货殖传》（此参用《汉书》本，比《史记》明白）又说：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此皆以钱计算），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享用奢侈，是当时很惹起注意的一点。当时去古未远，封建阶级社会的遗风习俗远在记忆之中，社会思想还全在封建时代留遗的书籍的势力之下，故这种新的社会状态是一般儒生所不能了解容忍的。故贾谊说：
今民卖僮（女奴）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偏诸，即编绪，略如今之花边），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汉书》四十八）他从富人的奢侈，推想到国中财力的消耗。他以为商业的发达可以使人民弃农而就商，弃本而逐末，所以生财者减少而耗财者加多，势必至于国中财力竭蹶。他说：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二十四）这是他的经济学原理，也便是许多儒者的经济学原理。这种经济观只承认农业和手工为生产的来源，而商业没有生产的功用；只承认农产和手工产物为财富，而货币是不急之物。
他们只看见“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却没有看见那一人的提倡可以使百人千人得衣食之具。他们只看见“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而没有知道那“靡之者多”正可以使“出之者”得高价，享厚利。他们这种根据于农业社会的经济成见，遂使他们提出一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贾谊说：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汉书》二四）
这个主张里含有多少传统的经济学原理！第一是粟多则国富，第二是农是财富之“本”，第三是商人是不自食其力的末技游食之民，第四是国家欲谋富足当驱民归农。这个政策后来便成了西汉儒生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发生了很重大的影响。晁错（死于前154年）便是主张这政策最有力的一个。晁错的经济思想和贾谊最接近，但他说的更明白痛快。他说：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二四）这里又添了一条原则，就是“不农则不地著”。当时商业渐发达，民间自然有向都市移徙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很自然而且很有益的，因为这种移民可以救济乡间的人口过多，又可以用在都市工作所得来补助农事的收入。
但这班儒者不能了解这趋势的意义，都以为民不归田则田无人耕种了，民不著地便成了鸟兽一样的游民了。晁错因此又得一个经济政策，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他完全不了解货币的用处，只觉得货币有害而无利。如果没有那“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的货币，如果只有那笨重的五谷布帛，那么，人民就不会远徙了，盗贼也无所利了，商业也不会发达了。
晁错最诋毁商人，他以为商人是不劳而得利的寄生阶级，他们营利的方法全靠投机操纵市场，又兼并（兼并即现在所谓掠夺）农民，使农民不得不逃亡。他这样描写农民的生活：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他又写商人的生活道：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者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他很感慨的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汉初大乱之后，商人投机弁利，使物价腾贵，米至每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故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这种法令到吕后时才得废弛，然则“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以上见《史记》三十）。这就是晁错所谓“法律贱商人”。
大概商人是新兴阶级，本来常受旧阶级的贱视。社会上越贱视商人，商人越不能不自卫；自卫的武器便是金钱的势力。此如中古欧洲贵族武士贱视犹太商人，而因为金钱都在犹太商人之手，他们终得最后的胜利。试举晁错同时的一件事为例：
吴楚七国兵起（前154年）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旧注：“行者须赍粮而出，于子钱家贷之也。”列侯封君从军皆须自备资用，这是封建社会的遗制。欧洲封建时代也如此）。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生一得十倍）。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史记》129）这种高利债便是这班钱鬼子自卫的方法，报复的武器，也便是他们最遭贵族文人仇视的原因。晁错所谓“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正是指此等行为。但在急需的时候，十倍之息还有人抢着要，何况一倍利呢？
晁错等人对于这个新兴而有绝大势力的商人阶级，都认为有实行裁制的必要。贾谊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晁错是个大政治家，便提出了一个方案。晁错的提议是：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晁错的本意是重农而抑商，但他这个入粟拜爵策却是于农商两都有利的。他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条赋税原则，叫做赋税应“取于有余”，他的入粟拜爵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所得税，使有钱的人拿钱去贾粟来捐爵，一面抬高农产的价格，一面又使国家增加一笔大收入。
抽商人的余财以供国用，这是抑商。同时他使商人得贾爵，这便抬高了商人阶级的地位了。
汉文帝和景帝都采用了这个政策。最初只募民“能输粟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后来边境的屯粮已够支五年了，又令民入粟于郡县，以备凶灾。晁错后来似乎专注重在那“损有余，补不足”的赋税原则，所以又奏请“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听了他的话，遂下诏豁免十二年（前168）的田租之半。明年（前167），遂全免民田的租税。
过了十三年，景帝2年（前155），令民出田租之半额，原是十五分之一，半额便成了三十分之一了（《汉书》二四）。
四、《王制》
以上所举，不过是略举当时儒生提出的几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我们知道，在那个无为政治之下，这些儒生在那里大声疾呼的指出社会国家的病态，要求作积极的改革。我们也应该知道，那七十年的无为政治之下，所有一点点有为的政治都是几个儒生的计划。如叔孙通的定仪法，如贾谊、晁错的减削诸侯，如晁错的积贮政策，如贾谊的兴学计划，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他们的功罪和是非，也许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肯苟且偷安，不肯跟着一般人说“天下已安已治”，总想应付问题，总想寻求办法：这种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
秦始皇、李斯都有点开国气象，魄力很大，想造成一个新局面。但中国第一次有这个统一大帝国，他们初次得了这一份绝大家私，实在有点手忙脚乱，应付不过来。秦始皇妄想长生不死，好让他从容整理那大帝国。不料他骤然死倒，一个偌大帝国落在两个小人之手，李斯的血还不曾干，秦皇的天下已瓦解了。
汉高帝也有点魄力，有点气度，但太没有学识了，单靠一点无赖的聪明，造成了第二个统一帝国。统一的事业刚成功，他就死了，这个偌大帝国又落在一个凶顽无识的妇人手里。
几十年之中，大家都只是苟且敷衍过日子，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也从没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规模，名为无为而治，其实只是姑息偷安而已。
贾谊、晁错一班儒生的重要只在他们肯把社会国家的问题通盘想过，不肯苟且偷安过日子，却要放手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们的学识比灌婴、周勃高的多，又有那儒家“任天下之重”的遗风，很想得君行道，做一番事业。
故帝国的命运到他们手里才有一个大转机，到他们手里才有一点建国规模，才有一点通盘计划。削减封建诸侯，积贮军粟，主张伐匈奴，注意教育事业，国家收回造币权，这些计划都发端于文帝时代，酝酿于景帝时代，而实现于武帝时代。
我在上文已略述贾谊、晁错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办法了。这个时代有一部《王制》出现，是文帝令博士诸生做的，是一部雏形的《周礼》，很可以代表这时代的儒生想做点通盘打算的建国方略的野心，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王制》是一个理想的帝国计划。这班儒生都是从封建时代晚期的经典里训练出来的，又都有鉴于秦以孤立而亡，故他们的理想国家还是一个新式的封建国家，还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
他们分天下为九州，每州方千里。天子之县自为一州，分九十三国。其余八州，每州分二百十国。九州共分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每国大者方百里，小者方五十里。这便是贾谊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
但这个封建国家不是像秦以前那个分争割据的列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
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这种区域，与后世分省，道，府，县，无大分别；方伯等于总督，二伯等于南北洋大臣。所不同者，郡县制的官吏不能世袭，而《王制》的诸侯却是“世子世国”，《王制》规定诸侯对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而天子五年一巡狩，天子对诸侯可以削地，可以绌爵，可以流，可以讨。况且诸侯的食禄都有定额：
大国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这种封建诸侯也就和郡县制之下的官吏相去无几了。
《王制》的官制还是很简单的，远不如后出的《周礼》的详密整齐。有一个冢宰，像个财政大臣，有制国用的职务：“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有一个大司空，像个农工大臣。有个大司徒，像个教育大臣。有个大乐正，像个国学祭酒。
有个大司马，不是兵部大臣，却像个吏部尚书，他的任务是“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有个大司寇，像个司法大臣。还有个太史，“典礼执简，祀奉讳恶，天子斋戒受谏”，这像是个古史官和后世的御史谏官合而为一。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财政预算制度，叫做“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量入以为出是紧缩的财政预算，和近世国家的“量出以为入”的原则恰恰相反。
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已成为天经地义，古代政治思想中的节俭教训都总括在这一个公式里，直接的范围了中国财政二千年之久，间接的便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使它倾向于消极的节缩，而不能积极的生利。
这里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选举制度：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法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国学校长）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个制度后来成为中国太学制及选举制的根据。世禄的贵族阶级崩坏以后，公开的学校和选举是必不可少的制度。但汉初的建国者都不曾想到这一着。作吏出身的相国萧何定律令，有一条很重要的律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