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输入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时代，其正确年代已不可考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
1.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纪元65），楚王英已奉佛教，佛教的名词已有三个（浮屠、伊蒲塞，桑门）见于皇帝的诏书中了。
2.恰恰一百年后（165），桓帝在宫中祠浮屠、老子，佛教已进了皇宫了。
3.次年（166）即有襄楷上疏论宫中祠浮屠、老子之事。襄楷是个儒教方士而信奉琅邪人宫崇的太平道教的，他的疏中两次引用《四十二章经》，可见《四十二章经》在那时已流行了。
4.约当献帝初年（190），丹阳人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割据，大起浮屠寺，以铜为像，有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帝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这可证长江流域已有佛教。
5.同时交州有牟子博作《理惑论》，为佛教辩护，屡称引佛经，可证其时极南方与印度交通便利，佛教已大流行。
参看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梁先生此文辩《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为伪书，证据殊不足。看周叔迦《牟子丛残》。
看《后汉书》《楚王英传》；又《襄楷传》；又《陶谦传》。笮融的事，《三国志》（吴书四）《刘繇传》最详，梁先生未考。
一二世纪中，佛书译出的都是小品，文字也不高明（《四十二章经》是例外）。到三世纪时，吴有支谦等，晋有竺法护等，译经很多，文字也因中国助手的润色，大致都可读。
这时代正是中国士大夫爱谈《老子》《庄子》的时代，佛教的思想说空破有，以寂灭为归宿，正合当时士大夫的风尚。所以在三四两世纪之中，佛教思想渐渐成为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思想。
看梁启超《佛典之翻译》。看《高僧传》卷一及卷四。
四五世纪之间，佛教出了三个很伟大的人物，遂在中国建立下了很深厚的基础。这三人是道安（死385年）、鸠摩罗什（死409年）、慧远（死416年）。道安有三大贡献：
第一，他注释旧译诸经，使文理会通，经义明显。第二，他撰佛经的目录，使后世可考据。第三，他制定僧尼轨范，垂为中国佛教的定则。他的高才博学，受当时的学者崇敬，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看僧祐《出三藏记》中所收道安的经序。看《高僧传》（五）《道安传》。
鸠摩罗什是印度人，生于龟兹，少年博学，名满西域。吕光破龟兹（383年），同他到凉州，住了十八年，姚兴征服吕氏，请他到长安（401～402年）。他在中国先已住了近二十年，已通汉语，到长安后遂大兴译经事业，指挥门下名僧数百人，在八九年中（402～409）译出经论三百余卷。
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译笔明白晓畅，打破当时的骈俪文体，创出一种朴素流利的语体，不加藻饰，自有真美。
他译的《法华经》《维摩诘经》《思益所问经》《般若经》《金刚经》《遗教经》《禅法要解》《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至今一千五百多年，还是最可读的名著。他的弟子如僧睿、僧肇等，都成为大师。
看《高僧传》（二）《鸠摩罗什传》，又（六至七）道融、僧睿、僧肇等传。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慧远本是儒生，通儒书及老庄，二十一岁才出家，师事道安。后来他南游，开辟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一大中心。他招致外国大师，翻译经论；又与居士多人创立莲社，崇事阿弥陀佛，遂开净土宗派。
当时桓玄当国，颇压迫佛教徒，要使沙门敬礼王者。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极力主张沙门遁世变俗，应“高尚其迹”。他的人格与声望为佛教抬高不少的地位。
看《高僧传》（六）《慧远传》。中国佛教到罗什、慧远的时代，根基已立，地位已高，人才已多，经典也已略完备，“输入时期”至此可算完成了。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
道安、鸠摩罗什与慧远都注重禅法。道安序《道地经》，称为“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他序《安般经注》，称为“趣道之要经”；又说“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修行经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读这种说话，可知当时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热心提倡禅法，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禅法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六神通，最合那个魏晋时代清谈虚无而梦想神仙的心理。
禅的理论最近于无为无欲，而禅的理想境界又最近于神仙。道安倡之，罗什、慧远继续提倡，五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遂倾向于禅学的方面。
看胡适《禅学古史考》及《佛教的禅法》（《文存》三集页三九五～四八八）。又僧祐《出三藏记集》六至十诸卷中的道安、慧远、慧观诸人的经序。
戒，定，慧，为佛法三门。戒是守律，定是禅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个旷达颓废的风气之中，忽然产出了严守戒律的佛教，岂不成了世间奇迹？如慧远岂不是守律最严的和尚？（看《高僧传》中慧远及僧彻传）但他议论佛法，终只是侧重禅（定）、智（慧）二途。
智慧即是六波罗密中的“般若波罗密”。那个时代（四世纪五世纪之间），印度佛教正盛行龙树一派的空宗，又称“中道”。他们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这一派的思想含有绝大的破坏性，有解放的功能。
从二世纪之末以来，他们的经论（《般若》一系的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陆续输入中国。这种极端的假名论（nominalism），和中国魏晋时代反对名教，崇尚虚无的风气也最相投。所以这一派的思想不久便风靡了全中国的思想界。当时所谓“禅智”，所谓“定慧双修”，其所谓“慧”与“智”，大致只是这一派的思想。
看《般若纲要》，及《中论》等。五世纪前半，出了一个革命和尚，名叫道生（死于434年），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他是绝顶聪明的世家之弟，又肯作深刻的思想，所以能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起来，细细考校。
他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这是很重要的宣言。这就是说：“时候到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已得着了，那些符号可以丢掉了。”
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说“佛无净土”，说“一阐提人（是不信佛法的人）皆得成佛”。这都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这“顿悟”两个字的大革命。
当时的旧学大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他遂退居虎丘。后来大本《涅槃经》到南京，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于是生公的一个主张有了印证，他的“顿悟成佛”论也就有人信仰了。生公的顿悟论是中国思想对印度宗教的第一声抗议，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看《高僧传》（七）《道生传》《慧观传》，又（八）《昙斌传》《道猷传》、《法瑗传》。又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但这个时代究竟还是迷信印度的时代，道生的顿悟论的革命成功还得等候三百年。这三百年中，禅学渐渐发达。梁慧皎作《高僧传》，所收“习禅”者只有二十一人；唐道宣在贞观时作《续高僧传》，中间只隔一百多年，“习禅”一门已有一百三十三人。
但此中习禅的人仍是修习印度传来的渐修法门。这时代的大师如建立三论宗的吉藏（死于623年），如作《大乘义章》的慧远（死于592年），虽然能综括佛教新义，作成比较有系统的叙述，但都没有什么创见新人。
又如建立三阶教的信行（540～594年），指出人的根机不同，当对根设教，应病下药，其说在当时虽然哄动一时，三阶教流传二百多年，但细考近年出现的三阶教典籍，他们的教义仍只是印度佛教的皮毛，繁琐细碎，没有什么精采的见解。
看《续高僧传》习禅一门。看吉藏的《三论玄义》；慧远的《大乘义章》。三阶教久已无闻，近年敦煌出土的三阶典籍散在伦敦、巴黎，日本也发现唐写本多种。矢吹庆辉博士的《三阶教之研究》最详尽。那名誉最大的天台宗，也只是当时许多习禅者的一派。天台宗称龙树为远祖，其实不过是当时中国人整理佛教材料的一种运动，开山祖师是智凯，又称智者（538～597）。
天台宗的教义有两大端，一是判教，一是止观。“判教”是把那许多佛经依佛的一生分作若干时代，初时说小乘经，中年说《方等》（即是“方广”，即是扩大了的大乘），晚年说《般若》。
还有那无处可归的《华严》，只好说是佛在母胎时上天去说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有历史的习惯，所以感觉那一大堆经典内容的矛盾，又不敢说是后人伪造的，只好说是佛在不同时代说的。这是晋宋以下许多人的主张，不过天台宗说的更烦琐，遂成为一种烦琐神学。其次，“止，观”本是印度禅法的上阶段，天台宗用这两字来包括禅法的全部，“止”是禅定，“观”是理解；用理解来帮助禅定，用禅定来帮助理解，故名止观。天台宗解说“止观”二字便得用几十万字，这也成了中国的烦琐神学。
看智凯的《童蒙止观》（又名《小止观》），这是天台典籍中最可读的小册子。
当宋齐之际（约470年），有个印度和尚菩提达摩到广州，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他是南印度人，受空宗的影响最大，所以他在中国教人抛弃一切经典，只读一部南印度的《楞伽经》。
他的禅法最简单，说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第一”，便是得道。这条路名为“理入”。又有“行入”四事：一要忍苦，二要苦乐随缘，三要无所求，四要依本性净之理。
“行入”的四事都是苦修的“头陀”行。——因为菩提达摩在北方甚久，故传授弟子，成为一个宗派，名为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此宗初期多有刻苦独行的人，但末流也变为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说他们“诵语难穷，厉精盖少”。
看胡适的《菩提达摩考》（《文存》三集），《楞伽宗考》（《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看《续高僧传》《感通门》《法冲传》看《楞伽会译》。
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
七世纪中，中国佛教中起了两个大运动，一个可说是古典主义的，一个可说是浪漫主义的。古典主义的代表是玄奘（死于664年）。他“既遍谒众师，备飧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诸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他的宗旨是回到印度去寻求最后的权威，来做中国佛教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古典主义的代表。他冒了大险，出游十七年，中间在摩竭陀国斩的那烂陀寺留学五年。回国之后，在十九年中（645～663）译出经论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唐太宗高宗都为他作序。不幸那时代的印度佛教已堕落到末期的烦琐哲学与咒术宗教。玄奘带回来的印度最新思想，乃是唯识的心理学与因明的论理学。这种心理学把心的官能和心的对象等分析作六百六十法，可算是烦琐的极致了。
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吃不下这一帖药，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够表现这种牛毛尖上的分析。虽有玄奘一派的提倡，虽有帝王的庇护，这个古典运动终归失败了。在中国思想上，这运动可算是不曾发生什么重大影响。
看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看《瑜伽师地论》、看《百法明门论》，看窥基的《因明大疏》。印度的古代咒术宗教本来早已充分吸收到大乘佛教里面了。大乘佛教盛时，咒术只成为佛教的一小部分（看《法华经》的第二十六品）。大乘佛教的末路，秘密的咒术成为正宗，在中国叫做密宗，在日本叫做真言宗。真言即是咒语，即是陀罗尼。
他们相信文字声音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一个字或一个字母各有宗教的意义。他们的宗教完全成了咒诵、祈祷、轨议的宗教。八世纪中，三个印度和尚——善无畏、金铡智、不空，——来中国提倡密宗，都得帝王的尊崇。但这个最低下的宗教，在当时虽然也曾盛行几十年，究竟不能得着中国思想界的看重。九世纪以后，密教遂衰歇了。
看蒋维乔译《中国佛教史》卷二。这两个运动（唯识与密教）其实只是一个运动，密教即是唯识玄学的产儿，唯识只是密教的门面幌子。古典主义的运动要直接回到印度，而印度给了我们这两件最新又最低下的法宝。幸而这个中华民族血管里还有一点抵抗力，这两件法宝都没有发生多大效力。
这时候，中国已另起了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起一个内部大革命，这个革命可叫做禅宗运动。革命的首领是广东一个不识字的慧能和尚。
慧能（死于713年）的来历和师承世系，我们都不很明白。我们至多可说，当七八世纪之间，他在韶州、广州一带提倡一种很动人的新教义。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
他说：“向来人劝你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我劝你归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归依觉（佛），归依正（法），归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
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都在你自身中，见自性净，即是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是自性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报身佛。”他说：“我本性元来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后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是此义。在那个玄奘提倡唯识的烦琐玄学的时代，此种顿悟教义自是一大革命势力。”
看敦煌写本《坛经》（收在《大正大藏经》第四十八卷）。试比较《坛经》现行本。
参看胡适《神会和尚集》；又《坛经考》之一，《坛经考》之二（《论学近著》）。
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之时，荆州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被武后迎请到长安（约700年），其时他年已九十。备受朝野的尊崇，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他自称是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时（706年），当代大手笔张说作碑，叙述他的传法世系如下表：
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这世系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不同，但因为神秀地位尊崇，人都信此表是正确的了。神秀的弟子义福（死于736年）和普寂（死于739年），也被皇帝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严挺之作义福碑，李邕作普寂碑，都全载上列的传法世系。
看《全唐文》《大通禅师》（神秀）碑》，又《大照禅师（普寂）碑》，又《大智禅师（义福）碑》。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最大的时候，忽然开元22年（734）滑台大云寺有一个神会和尚，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传法人乃是岭南的慧能。慧能是第六代，有传法袈裟为证。他大胆指斥普寂“妄竖神秀为第六代”；他说：“我自料简是非，岂惜身命？”神会这样大胆的挑战，已惹起大众的注意了。
到了天宝四年（745），神会到了东京，在荷泽寺又继续“定南宗宗旨”，他攻击神秀、普寂一系为“北宗”的伪法统，他称慧能一系为“菩提达摩南宗”的正统。他提倡“顿悟”的教义，指斥北宗为“渐教”。他这时已是八十岁的老师，他的演说一时轰动了不少的听众。其时普寂、义福都已死了，无人可以对证。普寂门下也有人出来造作楞伽宗的法统史，但总没有神会说的那样奇特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