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魏末，由于司马氏当政，严刑峻法，文人畏祸，便产生了一种服药、饮酒、清谈的风气。酒对文化人影响更大，便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反抗旧礼法而嗜饮的人。以刘伶为反礼法代表的《酒德颂》，就是写他幕天席地饮酒，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置之不理的狂行与心态的。嵇康写的文章却公开反对司马氏的暴政，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他饮酒和不守礼法的五不可、七不堪，寄寓着反对司马氏的激情。在东晋末，政治、社会风气有了改变。如陶渊明性嗜酒，他也处在和嵇康、阮籍相同的时期，但态度就平和得多。他依《酒德颂》的自传式写法，写有《五柳先生传》，颇有影响。于是在隋唐易代之间，又出现了王绩的《五斗先生传》，他直接以酒德为名，以求达到昏昏默默不问人世的程度。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又写了《醉吟先生传》，他把陶渊明、王绩玄学化的文章，变为富有生活情趣的自传。他写其诗友、僧友、酒友等，以及游观、宴乐、诗歌琴酒的生涯。直到清代还有顾承的一篇《醉隐先生传》，写他的隐居饮酒生活。自刘伶《酒德颂》后，两晋及其后，散文出现了对酒德、酒功赞颂的文章。晋隐士戴逵有《酒赞》，文云：“醇醒之兴，与理不乖。古人既陶，至乐乃开。”《酒赋》、《酒箴》也都写了酒的作用。到白居易的《酒功赞》，就把酒和玄学、佛学融为一体了。最后写到饮酒达到空静境界云：“百虑齐息，时乃之德；万缘皆空，时乃之动。”则纯属玄学、佛学思想。多数文章喜欢数说酒的功过，但他们也就自己饮酒的体验和对酒的感情写出有个性的文章，这也是酒文化的重要表现。
晋代起，文人又把饮酒和欣赏山水联系起来。东晋有着名的王羲之《兰亭集序》，会于兰亭，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列坐其次，引以为曲水流觞。但东晋文人不同于西晋初年，他写的“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的幽怀，并且叹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大有感叹一生功业不立之意。随后唐代王勃《春日孙学士宅宴序》，一开始就写江山琴酒关系云：“若夫怀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快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也用江山琴酒，来发泄他们不得志的不平。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也从人生价值起兴，写出应该秉烛夜游，“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这样一种最适意的饮酒境界。这些文章更多了一些审美情趣。
比宴饮序文更能反映饮酒情趣的，是包括游记在内的饮酒生活片断的记叙。这类文章是从唐宋开始的，如柳宗元的《序饮》一文，《序饮》是他邀集永州的友人，列坐小丘溪石上，进行有趣味的曲水流觞游戏，看每个人所投水上的一尺长的竹筹三次，是否“洄于伏”、“止于坻”、“沉于底”，还是顺利流下，来决定投者是否再饮酒，或是一饮、再饮还是三饮，以为笑乐。他认为这样可用以“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在这里完全摆脱了他被无辜远谪的幽暗心情。
宋代社会情况不同，被贬谪文人的心情是比较平和的。而有意识地把饮酒于山水间，寄托自己的旷达情怀和与民同乐思想倾向的，则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他写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写山间朝暮与四时景色之不同；写游人的游乐和宾客相从之乐。全文系于一个“乐”字，最后写禽鸟和山林之乐，而不知游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自己之乐，文章意味无穷。
清代的文章更富于人情味。《酒壶赋》中“以浇垒块，以慰孤拘”，特别是能使“为儒不腐，作吏能仙”。文章最后却是意在讽刺，讲道：“我不汝弃，胜它独醒。上帝醉梦，锡尔遐龄。”实际上是说：自己原是独醒的，而上帝则是在醉梦中的。在近代太平天国之后，又有鸦片战争，不免少有文人写酒。同治间的张文虎，在避难上海时，写了一篇《师琴友酒图记》，文中批评了当时的士大夫饮宴：“朝优伶而夕狎邪。”
延至当代，饮酒在一些散文家的笔下，又呈现另一种色彩。他们不再着眼于游山玩水聚饮群欢的描绘，也不喜欢酒醉的滋味，而是愿意独酌或二三老友边谈边饮，从饮酒中去追求自身安静恬适的生活情趣。如梁实秋的《饮酒》一文，他以自身饮酒的经历，力呈“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丰子恺的《酒令》一文，介绍的是两种酒令，着眼的却是家庭饮酒时欢乐的情绪和气氛。这样，散文更贴近于生活，充满情趣。
6.4.3酒与小说
酒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产物，自酒出现以后，喝酒就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从氏族社会的首领，到阶级社会里的天子、诸侯，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平滴酒不沾的人大概少之又少。因此，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之密切是不言而喻的。以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为目的的小说，当然也就离不开酒。在小说中不仅有大量的描绘与酒有关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借酒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思想情趣，推动情节的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
中国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秦的所谓小说，与我们今天的小说完全不同。那时的所谓小说，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庄子·外物》)他把浅薄琐碎的言论叫做小说。那时，只有诸子集中夹杂的寓言故事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可以算作是小说的萌芽。在这些作品中，已经表述了一些关于酒的故事。酿酒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至少从帝王到百姓都酿酒。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所讲到的一个因为狗很凶，顾客不敢上门，以至酒卖不出去变酸的寓言故事，就说明在民间已经有了饮酒、卖酒的场所。至于酒变酸，是因酒是用粮食酿制的，度数较低，所以时间稍长就会变酸。所以，韩非在这则寓言中所反映的生活是非常真实的。但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民间饮酒远不如后来普遍，所以在《诗经》的国风中，就极少有关饮酒的描写。相反，上层贵族饮酒之风却大盛。
《穆天子传》所描写的穆天子宴饮于西王母瑶池的故事，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曲折地反映了“酒天子”们的享乐生活。这个故事在《列子》、《拾遗记》中都有记载，但记载得最详细的，当推在战国墓里发现的大批竹简中的《穆天子传》。在《穆天子传》中，一开始就描写了他乘着八匹骏马，一路来到了“西王母之乡”。西王母见到周穆王之后，便与他畅饮于瑶池。饮宴中间，西王母问他：“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这位酒天子马上回答说：“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这个故事，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写得绚丽多彩，气势恢宏。因此，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诗人们不断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同一题材。唐代诗人李商隐在《瑶池》的诗中，写了这位天子从地下喝到天上的故事，诗中说：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从中可以看到《穆天子传》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志怪小说方面有《神异记》、《十洲记》、《搜神记》等。在志人小说方面则以《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为代表。这些小说仍然只是“丛残小语”、“粗陈梗概”，但写作上简约隽永，文情委婉，颇耐人玩味，而且在人物刻画上已经有了明显进步。由于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者本身都是文人，他们所描写的生活层面，也没有离开文人自身的生活圈子和他们的生活情趣。在酒的描写上，基本上反映当时文人纵酒放诞，或者是上层社会的故事。
这些作品虽然是“粗陈梗概”，但在性格的刻画和人物的塑造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例如在《世说新语》中有关刘伶、阮籍、王敦的若干篇章就是这样。对刘伶纵酒放诞的描写极为简略，而刻画又颇为生动。这位刘伶实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徒”，他的嗜酒如命，大概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位了。因此后世把这位才华横溢的“酒徒”称之为“酒仙”。
刘伶几乎是一日一醉，想来清醒的时候远远没有喝醉的时候多。不仅如此，在他喝醉以后，也就疯疯癫癫起来，什么礼法不礼法全然不放在心上。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一个故事说，刘伶大醉以后，就脱得赤条条地坐在家里。有士大夫对这种大失体统的举动当然是大摇其头。《世说新语》仅寥寥几事，就把这位放诞的“酒仙”的狂放性格写得生动有趣。《世说新语》还写他出游时也带着酒，沿途痛饮，随身还带有一把铁锹，吩咐从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把他埋掉，真是不醉死不罢休。
另一位喝酒大大有名的人物就是阮籍。阮籍喝起酒来，一点也不比刘伶逊色。阮籍傲礼简贵，官是不想当的。但有一次居然主动找到晋文王，想补个步兵校尉的缺，弄得晋文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出宫就对刘伶说，快来恭喜我，我当了步兵校尉。刘伶马上不高兴了，责备他趋炎附势，阮籍这才说了实话：校尉府中藏有好酒三百石。于是，当晚他就和刘伶结伴大喝起来。过了一阵子，酒喝光了，他的官也就不想当了。
又跑到晋文王那里去辞官，弄得晋文王没有办法，也只好让他辞官。在《世说新语》中，写阮籍丧母也十分精彩。阮籍丧母，裴令公前去吊唁，正好碰到阮籍喝醉的时候，“散发坐床，宾踞不哭”。裴令公哭吊其母，他竟不为礼，其放诞不羁可见一斑。
刘伶、阮籍纵酒放诞，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魏晋以后，政治动乱，一些文人为避开政治漩涡，就沉醉在酒里。所谓“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在这一时期，文人中在思想上尚老庄，追求“身与物化”、“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既然在思想上崇尚老庄，在行为上放浪形骸，当然对“名教”就不放在心上。阮籍曾说：“礼岂为我设耶”，不仅如此，他见到“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们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很自然就沉湎于酒，在酒精的麻醉中达到避世目的。而《世说新语》中，仅仅用了短短的几段文字，就把他们这种纵酒放诞的性格描摹得活灵活现。
在《世说新语》中对士族阶层那种残忍阴险、狡诈狠毒的嘴脸和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有生动的描写。如《汰侈》篇中记载有石崇宴客的故事。石崇每次邀请客人宴会，“常令美人行酒”，客人如果有饮酒不尽者，就使“黄门立斩美人”。有一次大将军王敦应邀赴宴，每次敬酒都故意不饮，“以观其变”，以至于连续杀了三位美人，而这位大将军却无动于衷，“颜色如故，尚不肯饮”，有人劝他，他却说什么“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短短的文字，已把这位王大将军残忍冷酷的嘴脸勾画得清清楚楚。
在志怪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是《搜神记》。其中有“千日酒”的故事，写的是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有位姓刘名玄石的人求之，狄希由于酒还没有酿好，就没有给他，后来禁不住他求之再三，就给了他一杯。果然只此一杯就“醉死”，经三年之后，刘玄石才醒过来，而且大声说：“快哉，醉我也。”不仅如此，被他的酒气“冲入鼻中”的人，“亦各醉卧三月”。酒是能够醉人的，而这里把酒的作用又写得何等神奇，不要说喝上一杯，就是闻上一闻也要醉卧三月。
文学作品中言酒误事者很多，《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写张飞醉酒后被受辱的部将所杀，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醒世恒言》中描写蔡武因好酒贪杯，导致家破人亡，很有警戒世人之意。
此外，酒与音乐、书法、绘画，戏曲、武术、烹调、杂技艺术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6.5酒名、酒人与典故
6.5.1酒的称谓
我国酿酒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先民欢迎。人们在饮酒赞酒之时，总要给所饮的酒起个饶有风趣的雅号或别名。这些名字，大都由一些典故演绎而成，或者根据酒的味道、颜色、功能、作用、浓淡及酿造方法等而定。酒的很多绰号在民间流传甚广，所以在诗词、小说中常被用做酒的代名词，这也是中国酒俗文化的一个特色。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这个别号最早出自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金代元好问在《望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据《诗经·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