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南饮食文化区
西南地区因有特殊的地形和较为复杂的气候，因而物产极为丰富，并且有很多特异的物料。从膳食结构看，西南地区的居民重视大米和糯米，兼食小麦，玉米、蚕豆、青稞、荞麦、土豆、红稗和高粱，还有些少数民族采取野生植物的根茎以代粮。
西南是川菜的“势力范围”。菜路广，佐料多，以小炒、小煎、干烧、干煸和麻辣香浓的民间菜式着称，有“料出云贵”、“味在四川”、“吃在山城”的评价。这一带的人饮食上有如下嗜好：一是普遍爱辣，“宁可无菜，不可缺椒”，越辣越香美，越辣越“安逸”；二是大多喜酸，“3天不吃酸，走路打转转”，有些酸菜腌藏十余年，其酸味不亚于山西的老陈醋；三是偏好复合味，味多、味广、味厚、味浓，在国内独创出家常味、鱼香味、陈皮味、荔枝味等23种复合味型；四是强调饮撰的平民文化色彩，要求价廉物美，经济实惠，且以“杂烩席”、“火锅席”独领风骚。
在云南的众多少数民族中，以虫菜、腌酸菜为代表的古朴食风，闪射出奇光异彩；深受喇嘛教教义熏染的藏菜，更如一块未被雕琢的璞玉，古色古香。目前，以西双版纳自然风情背景、载歌载舞的傣家竹楼菜，传遍长城内外；川菜更是大举“北伐”、“东征”与“南下”，形成十多年不衰的当代菜品流行潮，与鲁菜、苏菜、粤菜争夺市场，显得生机蓬勃。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西南食风的三大特质。第一，由于地形参差、气温殊异、物产丰寡不均和少数民族众多等原因所致，促成食俗风情的多样性与奇异性。第二，因为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和开发较迟的诸多因素影响，又出现食俗风情的局部封闭性；许多相当古老的习俗得以完好地保存。第三，在一些原始宗教祭祀风习和中世纪佛教禁欲主义的长期桎梏下，不太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限制了饮食文化的交流。
5.中南饮食文化区
中南地区的主食多系大米，部分山区兼食番薯、木薯、土豆、玉米、大麦、小麦、高粱或杂豆。鄂、湘、闽、台、粤、港的小吃均以精巧多变取胜，在全国各占一席之地；壮、黎、瑶、畲、土家、毛南等族善于制作粉丝、粽粑和竹筒饭，京族习惯于用鱼露调羹，高山族用大米、小米、芋头、香蕉混合更见特色。中南人的食性普遍偏杂，由于“花草蛇虫，皆为珍料，飞禽走兽，可成佳肴”，所以该区的居民几乎无所不吃，烹调选料广博为全国所罕见。由于气温偏高、生活节奏快、早起晚睡，许多人有喝早茶与吃夜宵的习惯，一日3到5餐。“武汉人过早”、“广东人泡茶楼”、“香港人夜逛大排档”，都是特异的饮食风情。
在膳食结构中，每天必食新鲜蔬菜，肉品所占的份额较高，不仅爱吃禽畜野味，淡水鱼和生猛海鲜的食用量都位居全国前列。制菜习用蒸、煨、煎、炒、煲、糟、拌诸法，湘鄂两省喜好酸辣，其他省区偏重清淡鲜美，以爽口、开胃、利齿、畅神为佳。追求珍异，喜爱新奇，崇尚潮流，依时而变，是中国烹饪最为活跃的地区，常出新招和绝活，被其他地区仿效。
在中南，食风中不仅具有热带情韵，还有浓郁的商贾饮食文化色彩。在这里，“吃”是人们调适生活、社会交际的重要媒介，含义丰富。它不但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还是身份、地位、金钱的象征。尤其是生意场上，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尚18食之风甲于全国。
“食在广州”、“食在香港”的美誉，足可与巴黎、东京等世界“食都”相抗衡。中南食风的广博、新异、华美，是诸种因素促成的。第一，秉承了古代人和百越人奇异的饮食文化传统，崇尚美食，以珍为贵；第二，饮食观念比较开放，易于接受八面来风，集中华名食为己所用；第三，鸦片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现今又有经济特区，与海外接触，大胆借鉴西餐洋食；第四，商贸发达，经济跃升，财力雄厚，居民富足；第五，食物原料丰沛、稀异生物纷呈；第六，湿热气候影响，嗜好博杂。
6.西北饮食文化区
西北地区的食风显得古朴、粗犷、自然、厚实。其主食是玉米与小麦并重，也吃其他杂粮，受气候环境和耕作习惯限制，食用青菜甚少。
该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广是一大特点。主要少数民族，除俄罗斯、锡伯、裕固、土族外，都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食规，“禁血生，忌外荤”，不吃肮脏、丑恶、可憎的动物的血液，过“斋月”，故而清真风味的菜点占据主导地位。在陇海铁路沿线和大小镇集中，星罗棋布地缀满穆斯林饮食店，多达数十万家。回、维等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虽以“清真”为本，饮食上有清规戒律，但对民族食俗又表现得很豁达。同样，汉族也十分尊重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在饮食上自觉“回避”，这说明自古以来当地各民族和睦相处、相互敬重、真诚团结。在肴馔风味上，西北地区的肉食以羊、鸡为大宗，间有山珍野菌，淡水鱼和海鲜甚少，果蔬菜式亦不多。其技法多为烤、煮、烧、烩。嗜酸辛，重鲜咸，喜爱酥烂香浓。配菜时突出主料，“吃肉要见肉，吃鱼要见鱼”，强调生熟分开、冷热分开、甜咸分开，尽量互不干扰。在菜型上，也不喜欢过分雕琢，追求自然的真趣；注重饮食卫生，厨房和餐具洁净。
在饮食习惯上，当地人夏季喜冷食，冬季重进补，待客情意真，筵宴时间长，经常有歌舞器乐助兴，一家治宴百家忙，绝不怠慢进门客人。哈萨克族谚语：“如果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放走了客人，那就是跳进大河也洗不清的耻辱”，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华风俗·新疆》还记载：“回民宴客，总以多杀牲畜为敬，驼、牛、马均为上品，羊或数百只。各色瓜果、冰糖、塔儿糖、油香，以及烧煮各肉、大饼、小点、烹饪、蒸饭之属，贮以锡铜木盘，纷纭前列，听便前列，听便取食。乐器杂奏，歌舞喧哗，群回拍手以应其节，总以极欢为度。”“所陈食品，客或散给于人，或罢宴携之而去，则主人大喜，以为尽欢。”这是清代的风尚，至今仍无大改变。
此外，饮食文化还可以按照节令、地域等进行划分。
0.3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与中西比较
0.3.1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
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甚至没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够见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烹饪原料、烹饪技法、传统食品、食风食俗，等等，又是怎样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的呢？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此外，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
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更大的国家是日本。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中国食品，如干薄饼、干蒸饼、胡饼等糕点，还有制造这些糕点的工具和技术。
日本人称这些中国点心为果子，并依样仿造，当时在日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唐果子就有20多种。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菊花酒等。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
中国菜对日本菜的影响很大。17世纪中叶，清代中国僧人黄檗宗将素食菜肴带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之为“普茶料理”。后来又有一种中国民间的菜肴传到日本，称为“卓袱料理”。
“卓袱料理”对日本的餐饮业影响很大，它的代表菜如“胡麻豆腐”、“松肉汤”等，至今还列在日本一些餐馆的菜谱上。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为了纪念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日本人，日本还将一些引进的中国食品以传播者的名字命名。如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僧人泽庵学习中国烹饪，用萝卜拌上盐和米糠进行腌渍，日本人便将其称之为泽庵渍。清朝顺治年间，另一位日本僧人隐元从中国传入菜豆，日本人便称之为隐元豆。
除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扩大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
泰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加上和我国便利的陆上交通，因此两国交往甚多。泰国人自唐代以来便和中国的汉族交往频繁，公元910世纪，我国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居民大批移居东南亚，其中很多人在泰国定居，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很大，以致于泰国人的米食、挂面、豆豉、干肉、腊肠、腌鱼，以及就餐用的羹匙等，都和中国内地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中国的陶瓷传入泰国之前，当地人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餐具。随着中国瓷器的传入，当地人有了精美实用的餐饮器具，这使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大为改观。同时，中国移民还把制糖、制茶、豆制品加工等生产技术带到了泰国，促进了当地食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