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玉书在维多利亚公园碰到了一个妇女正为孩子荡秋千，她体弱无力荡不起来，他帮了她。没想到这一帮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原来这位妇女是印尼驻港领事馆的一个高官太太，他得知陈玉书原来曾是印尼人，热心地把他介绍给丈夫，她丈夫为陈玉书谋到了一个能为印尼华商办理签证手续的职位，他因此发了小财。有了点经济基础后，陈玉书立即投身于做生意，经营过茶叶，推销过收音机。1975年，陈玉书在两位港商的安排下，与台商做生意，购台湾涤纶布往大陆，数额高达400万美元。
岂料这两位港商与台商有勾结，存心骗钱。当他在海关开仓验货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高价买来的全是废布。辛辛苦苦赚回的老本，一夜间化为乌有，为此他不得不经历一段长时间反躬自省。经过如此的惨败，对许多人或许是一次“永无翻身”的打击。但陈玉书却是一个“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既没有消极怕事，也没有丧失理智和清醒，他很客观地评价这次失败，说“那次对台贸易，如果对方不骗我，我肯定能赚到可观的美金，可惜下注下错了。”可见其宝贵的冒险精神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完全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气魄。正是如此的气魄，使陈玉书敢冒两次大险，而获得成功，奠定了他事业的基础，成为景泰蓝王。
陈玉书自被骗失败而休息了一段时期后，正值1979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为世界商人提供了许多发财机会，陈玉书理所当然把目光投入了中国内地。在友人牵线搭桥下，他与北京景泰蓝经营部门挂上钩，第一次买了5万元港币的景泰蓝。虽然陈玉书深知景泰蓝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但是第一次做这类生意，他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结果这些景泰蓝在香港十分抢手，一下子销光了。第2年，他又乘胜追击，与北京景泰蓝经营部订了30万港币的仿古景泰蓝，未料到行情逆转，货物滞销，尽气力也难于销出，但也没有气馁，更不像其他的景泰蓝老行尊那样知难而退，改弦易辙。这时他以洪秀全来警醒自己，洪秀全这个农民起义军首领，创建了太平天国，带领农民军杀出广西，穿越湖广，直达金陵，英勇顽强，所向披靡，可就在占领南京后，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攻陷北京，停步不前，结果被清兵反扑，围困，落得个自杀的下场。我决不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失败者，做人就要有远大的志向。
他深信，在形势不利，前进受阻时，“越是保守，越是死路一条”，与其坐等而殆，不如奋起搏。因此他决然“虚张声势”逆市而上，一连开了4间景泰蓝专卖店，还大卖广告，他回忆其实当时的机构很虚弱，销售额每月只有40来万港币，费用却用去了20万，可以说，这是一次面临破产的赌博，但我希望能把“繁荣”招牌打响。在如此萧条的市道气氛中，却有此“繁荣”的景象，当然吸引大批顾客、行家的注意力，陈玉书的目的达到了。而且这大胆的一步还为他下一步更大的冒险成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982年景泰蓝市场越来越萧条，北京工艺品公司库存的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景泰蓝滞销，当时曾有几批港商想趁机低价进货，但一见数量如此庞大，都摇摇头走了。敢冒险的陈玉书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充裕的中国历史知识使他深信：景泰蓝绝不会长期滞销，不久将会解冻成为热门货。并且，如果买下这批货，等于把北京的仓库搬来香港，他将成为全世界的景泰蓝供应商，所获利润难于估计。这个险值得冒！他订下了全部货。果然，不久市道回转，陈玉书的景泰蓝连锁店的营业扩大了10倍，他打响了存货最多、品种最全、货真价实的景泰蓝金字招牌。此举大获全胜后，陈玉书的副业一路顺风水顺。他又倾资金在国内建厂开发景泰蓝新品种，要求产品要“日用化、实用化”，一批批别致新颖的景泰蓝作的灯罩、鸟兽等产品，一面市立即被抢购，井打入了国际市场，吸引了海外大批订单。就这样，曾经做地盘工人的陈玉书成了闻名全港的“景泰蓝王”。
在香港流行着“无地不富”之说，各行各业的发迹者，事业稍有起色都会立即把资金投入房地产中保值或套利，如塑料大王李嘉诚、船王包玉刚，发迹后都转向地产界。港人似乎对地产情有独钟，不约而同把地产当作最后最好的投资工具。陈玉书当然也不会例外，他自称，他的成功一半是依靠地产。虽说港人深谙“无地不富”的道理，但有时也会产生自相矛盾的“有地不富”的心态。香港地少物薄，经济活动又十分活跃，以资炒作的对象本身就不多，地产自然成了港人安全理想的首选对象。“众人拾柴火焰高”，被炒作得热烘烘地产也成了高风险高收益的东西，市道好楼价大幅飙升，自然“无地不富”，一旦市道清淡或有什么不利消息刺激，当然就“有地不富”。没有哪家地产商不见到“有地不富”的局面，但陈玉书却例外。当别人因市道不好大嚷要跳楼时，却是他发财的大好时机。因此有人打趣他是“咸鱼回生的陈玉书”。
1984年中英就香港问题正进行谈判期间，香港新闻舆论炒得沸沸扬扬，各种猜测，各种传闻铺天盖地，莫衷一是。手头上持有地产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而准备入地产市的人更是二话没说转身它去，香港楼价、地价被压得非常低贱，甚至有些楼价已跌穿成本。陈玉书瞅准这个机会，倾尽所有可动资产，趁低吸纳，地皮、厂房、别墅、住宅、楼宇等等的房地产成了他投资的目标。他深信“香港的地产，永远向上升值，所谓回落或大跌是暂时性的。”
不久中英谈判有果，中英签署了联合声明，中国于1997年收复香港行使主权，中方力使香港保持稳定和繁荣，提出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方针。港人好像吃了定心丸，大部分人信心加强了，形势变成了云开见日月，地产业立时复苏，进而其价格如脱缰的野马暴涨，一夜之间港人又回复至“无地不富”的心态。有胆有识的陈玉书在此间使其财富翻了几番。陈玉书经营地产有一特点，只买不卖。可以说，他对地产投资已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并习惯地以地产来衡量自己的财富。究其原因，不外还是始终认为“地产永远升值”。
1989年6月，北京发生“六四”事件，朝野震动。已半属中国的香港难免也深受影响，连连打喷嚏，猜闻又瞬时四起，前途风起云不涌，香港地产业有如日薄西山，数日内下跌了近30％，跌至何处是底谁也难于预测。此时，陈玉书手头已积聚了大批的地产物业，有人劝他不如放弃部分以防急变，但他却如稳操胜券般无惊无恐，不但不抛售，反而是不断吸，又一次逆市而上。其实他自己明白，一旦事件恶化，他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剩，但他更看到如果事件平息，将会得到怎样的收益。事实证明，陈玉书既有眼光又有远气，北京“六四”事件骤起骤熄，香港的忧虑雪融冰消，地产界骤然升温；他又赚足了一大段行情。目前，人们预计陈玉书在地产上这两次“逆市而上”的投资，已获得不下10倍的回报。经历了景泰蓝和地产业上的几次高风险投资，年轻的陈玉书终于轻轻松松跨入了香港新一代巨富行列。
陈玉书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畏艰难，志求高远的作风。成功的人士其实更应该求“大志”。清末儒者、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写道：“人生决不当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可断言者也。惟然，吾人当求所以自立，勉为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之事，上以报国，下以振家，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
生，有益于当时，死，闻达于后世，这是一个很大的心愿。庸碌元为，掩没无闻，那无异于对人自我生命价值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