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本偏僻之邦，经十多代人的励精图治建成霸业，靠的是贯彻重用贤良的国策。
秦缪公任贤使能是很有名的。公元前655年，晋国灭了虞和虢，俘虏了虞君与大夫百里傒。百里傒被当作奴隶送往秦国。趁管不严，百里傒逃到了楚国边境宛地，楚人捉住了他。缪公听到消息，有心用重金赎回，又怕楚国惜才不放，就想出一计，派人对楚国说，我家奴隶百里傒逃到了贵国，我想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就交出了百里傒。缪公请教百里傒，百里傒说，我是亡国之臣，岂敢乱言。缪公说，虞君不重用你，所以亡国，这不是你之罪。谈了三天，缪公终于把国事交与了百里傒，称其为五羖大夫。百里傒又向缪公推荐了蹇叔，他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只是没有人了解他罢了。我曾想事奉齐国国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结果躲过了政变之灾。我又想事奉周王子穨，蹇叔又劝阻我不要事奉他，我离开了穨，结果穨被杀，我又一次幸免于难。投奔虞君时蹇叔也劝过我不要事他，但我没听，才遭此难。缪公听罢，二话没说，就请蹇叔当了上大夫。从此秦国渐强。
缪公死后，经过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等数代，国力又衰落下来，到秦孝公，再次振兴。
秦孝公重用卫鞅的故事非常有名。“商鞅变法”使秦国一举强大起来。卫鞅的最大特点是不畏权贵。他要把刺面的墨刑施于太子，太子不接受，于是让太子的师傅代受墨刑。当时，秦国是诸国中最接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权贵们的利益受损，国家却大大受益。
后来秦成霸业，主要也是因为一流人才纷纷涌向秦。像张仪，一会而相秦，一会儿相魏，一会儿相楚，秦国并不因此而排斥他。秦的传统政策是：只要是人才，就人尽其用。秦统一中国之前，几乎所有的上将都集中在秦。这一点诸国都没有秦国做得好。秦之成功，在乎用人。
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人。
一方面秦重视人才，另一方面秦也残酷地摧残人才。赫赫有名的秦缪公，不杀盗马贼，结果得到那伙盗马贼的救助，在一次重要战役中转败为胜，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仁慈的秦缪公，死的时候（公元前621年）却安排了包括奄息、仲行、鍼虎在内的177名良臣为他陪葬，残忍之极。直到秦献公主政（公元前384年）的时候才废除殉葬制度。
秦孝公重用卫鞅，但孝公一死，卫鞅便大祸临头。孝公死，怀恨卫鞅的人便刻不容缓地要处置卫鞅，卫鞅逃跑，未果，被处以残酷的极刑——五马分尸。秦国盛世的奠基者就这样惨死在秦君手下。把卫鞅杀死之后，卫鞅的思想却被秦完整地承继了下来。
白起等名将也是被自己的国君处死的。这些战功赫赫的名将大多成为青史中的冤魂。吕不韦该是何等狡猾的人物，最后也免不了惨死。
秦在残暴中崛起，在残暴中一枝独秀，在残暴中停止了与诸国共舞，在残暴中结束了百家争鸣！
一个奇怪的现象凸现了出来：中国历史，表面看，君王越仁慈越有凝聚力；实际上恰恰相反，君王越残暴越有凝聚力，越残暴越有夺天下的可能性。秦的崛起构成了一个标准范式：一方面诸国都在喊“暴秦”，恨不得生啖秦王，另一方面人才纷纷涌入秦，使秦愈强愈暴，愈暴愈强。
邪恶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因为靠暴力得来的权力里面充满了人性中最丑陋的贪欲与自我张扬，当人们看到这些东西时，不由自主地会与最后成功联系起来。而仁慈与宽容距离权力塔尖总是很远很远。越是投靠残暴不仁的主公，成功的概率便越大，只有冒着被杀的风险，才可能收获荣华富贵——这就是暴君能聚拢人才的心理上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后来，这样的悖论，在历史上无数次地被上演，杀人魔王越残暴不仁，越能够聚集乌合之众。比如有杀人魔王之称的黄巢（不入伙者——斩！）就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再如洪秀全心狠手辣，行匍匐礼不到位者——斩！他的队伍遇到年轻男人，不问青红，但看手心，手心红润者（不像受苦人）——斩！这个杀人魔王却纠集了数十万之众，占据了半壁江山，其政权苟延了十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