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乃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断定“让国=乌托邦”的佐证。
让权、争权的梗概如下：
公元前527年，王余昧死。死前有意传位于季札，季札避让，于是传位于儿子王僚。王僚当上吴王之后，在权力合法性问题上与公子光发生严重分歧。王僚是王余昧的儿子，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坚持兄弟继承的遗训（实际上自己想当王），王僚认为，既然季札放弃继承权，就应该还原子承父业的国祚传承模式，自己就是合法继承人。一山不容二虎，必须平息分歧。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结束让国让权，必须流血。面对二者择一的局面，必须有一方死。
公子光抢先一步发难了。
伍子胥将一个叫作专诸的人介绍给公子光。公子光待他以上宾，把宝押在了专诸的身上。
公元前515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把甲士埋伏在地下室，请王僚赴宴。王僚很谨慎，一步一兵，贴身紧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藏在地下室中的专诸，把匕首藏于鱼腹之中，假装送菜。专诸将鱼送至王僚面前的时候，突然抽出匕首，刺向王僚。王僚的卫士急忙用剑刺穿专诸的胸膛，专诸当场毙命，但王僚也不治身亡了。公子光如愿以偿当上吴王，是为阖庐。
吴国的让国让权酿成的悲剧，就此收场。
上一代谦和仁爱的“让”，与下一代残酷无情的“争”，恰成鲜明对照，形同霄壤。
想必司马迁写这段故事的时候，搜罗传闻，绞尽脑汁。要不怎能如此高蹈细腻，兴味悠长，令人为之顿足三叹，久读而不释呢？
让国让权的先辈们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们欲射一马，误中一獐，他们的让国让权，并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没有缓和由于权的离间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视。让国让权对于历史的作用，不过是教训后人在权力面前不能存半点妇人之仁，告诉权力熏心的人：心不狠，祸先行。
公子光下成为后人景慕不置的英雄，他因刺杀同宗成功而名留青史。
在权力面前和平共处，建立文明的游戏规则，成为中国人永远学不会的功课。春秋战国不论，仅就秦开创大一统皇权专制之后而言，中国人被权力弄得再也没有宁日了。哪怕哀鸿遍野，民瘼深重，也绝不会有人过问。权力的局外人觊觎权力自不待言，就是权力内部，也没有一日停止过争斗。子杀父，父杀子，兄杀弟，弟杀兄，臣杀君，君杀臣，甚至母亲也可以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切都是为了权。
权，让中国人为之朝思暮想，为之神魂颠倒，为之六亲不认，为之黑白不分，为之禽兽不如。权，使得一人独乐，而天下的机趣全无，使得真理不彰，正义不显，使得人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小块龌龊之地。
争权不像争国，完全可以普及到引车卖浆的最下层，人人参与。中国历史上，除去司马迁等少数良知未泯的思想家，绝大多数御用学者或名师硕儒都是在为权而布道，造成政酷民贪这一令人尴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