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晚炎黄多少年，无从细究，这一期间是“国家”的酝酿期。至禹建立夏，“国家”的轮廓就明晰化了。
“尧、舜、禹”，德政的化身。尧舜禹的传说向我们提示的是：国家是温和地建立起来的。司马迁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史家历来有舜囚尧篡权之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见”（《竹书纪年》），只不过此说始终未成主流罢了。
没有出土作证，一切关于尧、舜、禹的新说都难以击败传统旧说。有关尧、舜、禹的事迹，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作为信史的。毋宁说，把“尧、舜、禹”三个字放置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之中，使人感觉他们分明是一个耀眼神话。尧、舜、禹，这三位政治家使其后无数政治家的脸面无光。对他们的德政，我倒是一向主张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果连这个神话也不复存在，中国的政治史就过于苍白了。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黄帝打下来的江山是世袭的，黄帝死，颛顼即位，颛顼死，帝喾即位，帝喾死，帝挚即位，帝挚死，帝尧即位。
权力传至尧戛然而止。帝尧打破了权力的血缘传承定式，在观念上对“权力”二字做出了异样的解读。套用今天的话，尧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于自己不利、于国家有利的政治体制改革。
尧问众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放齐说，嗣子丹朱很开明。尧说：“吁，顽凶，不用”。尧问，还有合适的人选吗？讙兜说，共工这个人怎么样。尧说：“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问，谁能治水？大家推荐鲧。尧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说到权力继承问题，尧又问四岳，你能不能继承我的事业？岳却说：“鄙德忝帝位”。众人推荐虞舜，于是尧“妻之二女”。三年之后尧对舜说：“三年矣，女（你）登帝位”。虞舜“让于德不怿”。但是尧老了之后还是提前“命舜摄行天下之政”。尧临死之前留下一句名言：“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第一》）
舜又传位于禹，构成了完美的三位一体的神话。
“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是现代政治的施政准则，尧提出的这一准则把西方的政治远远抛到了后面（尧、舜、禹远远早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古希腊）。
万分遗憾的是，中国人过早地提出这个民主准则，也过早地抛弃了这个民主准则。实际上后来的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到了20世纪，慈禧太后等顽固的权力狂还在做着“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勾当，将政治视为私物，将个人权力的得失高居于“天下”的利益之上，甚至无耻喊叫“宁赠友邦，不给家奴”，慈禧太后还以极其轻蔑地口吻嘲笑西方政体，说西方国家连国库支出都要国会批准，愚蠢至极！
在中国，与“天下为公”一样，“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都成了反话。
尧、舜、禹，这段短短的三人历史，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与演化影响力之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至少有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现行辞书或词典中将权力与服从对应，有失片面。权力也可以与风险对应，古代民主政治就是这样的。古代许多国家权力崇拜都是与权力恐惧同步的，甚至有时后者还强于前者。权力崇拜不言自明。权力恐惧，指的是权力的执掌者由于不得不承担风险而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得到权力的同时意味承担风险，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欧洲、非洲、美洲、亚洲都有权力与风险对应的记载。中世纪阿拉贡王国臣民向国王宣誓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
实际上，因履行职责不力国王被杀死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巫术盛行的远古时代，国王往往兼巫师，求雨不利，自身性命也难保。不用说业绩，就是子嗣传承不力，也有受处罚的，远古，有些国家的国王仅仅因为性能力不足就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国王的权力最大，风险也最大。“权力”与“风险”被工工整整地对应了起来。
中国从五帝至西周这段历史，是政治发展较正常与健康的时期，权力与风险是比较工整地对应着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鲧与禹父子二人治水：
（以下变字体）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史记·夏本纪第二》）
鲧治水，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治水不力被流放羽山而死。有意思的是，鲧之死并不影响儿子禹继承其事业。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大获成功，结果获得了最高权力。禹并没有滥用权力，究其原因就是权力与风险的对应。只要这种对应存在，即使是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执掌权力，也难以乱为。
传说禹利用“乐”治国：
尧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革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革召。”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到善效终者，则才不足也。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康有为认为因为“才不足”，导致“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权其行者也”对“尧、舜、禹现象”（推而广之由五帝至西周）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那是一种假托（是由孔子、孟子与司马迁渲染而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实有其事。我偏向于后者，以为后者的可信度更高，或可备一说。如果是前者的话，中国就是世界上彻头彻尾的特立独行者了。实际上，中国在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并非民族基因所致，而是独特的文化所致。是文化颠覆了尧、舜、禹至西周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在政治权力的发萌期，中国没有道理与世界格格不入。《旧约·出埃及记》就详细描述过摩西因未尽到义务而遭受批评与处罚的情形，几乎与鲧被流放羽山而死如出一辙。尧、舜、禹及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出格，符合当时“历史潮流”，放置到世界大环境中，他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在中国，尧、舜、禹才算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