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厉王刘长及其子刘安、刘赐父子三人谋反，被司马迁打入另册（本该将其列入“世家”，因谋反而降至“列传”）。如果简单地把三刘谋反解释为“纨绔子弟，浪荡不羁”就错了。刘长对母亲死于非命耿耿于怀，最后设计引出仇人辟阳侯，用藏在袖中的铁椎袭击辟阳侯，将其杀死。固然有违法乱纪的一面，但也透出他对生母的念兹在兹，折射出他人性的一面。其子刘安酷爱文学，组织宾客编写了《淮南子》这部极有价值的文献。从道德上评判三刘，没有太大意义，不如将其放置到整个社会中加以考察。
淮南王刘长的专横跋扈与朝廷缺乏管束“王”的法律法规有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刘长一次次犯法，一次次被皇帝宽宥，使他完全丧失了自我约束的意识与能力。特别是私杀辟阳侯而未受制裁，回封地之后搞起了独立王国，一切体制都与朝廷一般无二。
至此，祸已酿成，不可避免。
刘长谋反，被擒获之后，皇帝还是网开一面，下诏说，我不忍心制裁淮南王，交列侯与两千石官议裁吧。
列侯与两千石官定罪刘长“图谋不轨”，建议制裁，皇帝又一次下诏老调重弹，我不忍心制裁淮南王，免他一死，废掉他的王吧。
群臣只得顺天子意，将刘长流放蜀郡。临走皇帝又特许“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
押解刘长的差役不敢私自打开刘长的刑具，刘长受不了委屈，绝食而亡。皇帝得知，反而处死了解差。孝文帝还谥封刘长为厉王，为他建造陵园。
法度松弛，良莠不辨，由是可知。
事情到此远未结束。孝文帝十六年，皇帝又封刘长的几个儿子为王，分享已故淮南王刘长的封地。其中一个儿子已死，实际上由刘安与刘赐兄弟俩分享，刘安袭淮南王。
淮南王刘安的谋反更加不可思议。太尉田蚡曾向他许诺说，现今皇帝没有儿子，大王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皇帝百年之后，不是你即位是谁呢？刘安闻此非但不收敛，反而加紧了谋反步骤。他认为，皇帝一旦驾崩，胶东王、常山王等诸侯王一定竞相争夺皇位，不能不做好准备。刘安策划谋反过程中，伍被是反对的，伍被曾引用孟子的一句话：“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但伍被还是被胁迫参与了谋反，事发后刘安自杀而亡，伍被受诛。
衡山王刘赐本与淮南王有隙，后来共同谋反。
通过“三刘”谋反，可以得出结论：诸侯王制度与谋反存在一种必然关系，杜绝谋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制度本身就鼓励谋反。制度之缺失表现为：
皇帝无太子（尤其是根本无子嗣）的场合，引起皇子间或旁系的权力之权；
皇帝子嗣过多，长幼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厮杀，往往逼出谋反之事；
外戚权力过重，把朝政搅成一潭浑水，一场祸乱足以持续数年，哀鸿遍野，百姓遭殃；
更换太子，往往惹出事端；
皇帝突然驾崩也会引发混乱。
研究西方中世纪封建制，可以发现，他们的制度具有完善的自我防范机制。有的国家，一经确立太子，君主的其它子嗣就得回避，不能继续生活在宫中。有的国家还建立了“杀国王”制度，为的是保证君主制的健康运行。而这些，都是中国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