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社会性质为何？毫无疑问，西周属于封建制。
封建制的第一特征就是分封政治权力，其次，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分封制度基础之上的。“分封”这一制度决定着当时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对西周属于封建制的论述已经很多，在此不赘。
分封制度，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以分赐宗庙祭器为保证，分封了诸侯。宗庙祭器是那时权力的主要象征，把祭器分给谁，就等同于把权力分给谁。分封不是口头承诺，有文书《分殷之器物》为凭，各诸侯分得的祭器都写得一清二楚。圣王之后都得到了重封，如神农氏后裔被封于焦国，黄帝后裔被封于祝国，尧之后裔被封于蓟，舜之后裔被封于陈，禹之后裔被封于杞……。功臣也全部受封：尚父受封于营丘（齐），周公旦受封于曲阜（鲁），召公受封于燕，叔鲜受封于管，叔度受封于蔡……几乎无有遗漏。
武王与周公的仁慈被司马迁渲染得淋漓尽致。武王问纣的旧臣箕子殷朝灭亡的原因，箕子羞于谈旧主不好，武王并不嗔怒，转而言他。殷并没有被分解，原样保留下来，并把殷完整地封给了纣之子武庚。武王死，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反叛的时候，武庚才被诛杀。但武庚被诛杀，周公还是立纣之兄微子启于宋以续殷后，没有斩尽杀绝。
分封制很容易出现强大离心力，比如拒绝朝觐、拒绝进贡以至于架空王室。实际上周王室就是这样被瓦解的。这个问题在欧洲城邦制中同样存在，但欧洲封建制并未因此而被瓦解。这是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之处。中国历史在世界上是悠久的，但封建制还踵即逝。不用与欧洲比，就是与邻国日本比，也短暂得可怜。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尽管出现过七位女天皇，但从未发生姓氏的变革（这只是就实质而言，实际上日本天皇是有名无姓的）。日本资本主义萌芽与具有分封制的“城下町”密不可分。日本的“城下町”酷似欧洲的城邦。至今日本的“自治”概念仍是以城下町为基础的。日本的城下町的历史比中国的分封制的历史还要长些，而且日本的城下町是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不像中国，分封制只维持了短短的几百年，就转向了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社会，造成分封制与现代社会之间相隔两千多年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
相对进步的封建制在前，相对落后的皇权制在后——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之一。
其中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以为可以列举以下三点：
第一，中央王室虽自称“天子”，却缺乏强有力的依据。中国民间根本没有流行关于王室来自于“天”的传说，更没有这方面的文化渊源。如前所述，中国最初的政权不是产生于宗教，而是单纯世俗权力之争的结果。既然是世俗权力之争的结果，人人有得到权力的权利，同时随时有丢掉权力的可能。在得与失的双重激励下，君王很容易侵占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使得上下怨声载道，造成自己王朝的瓦解。《书经》称谓纣为“独夫，纣……”，纣“独”到了头，他的王朝也就“昏惨惨黄泉路近”了。
还是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嗣，他的神权不可侵犯。任何政治势力充其量只能成为“大将军”，没有觊觎天皇位置的可能。所以，大将军更换，而天皇不变。
中国王室完全建立在现实权力角逐基础之上，建立得容易，瓦解得也容易，无法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从分封制建立的那天开始就孕育着权力被一个人吞噬的危机，早晚有一天会有强者把分封出去的权力悉数收回，实行一人治天下的“独裁”。
第二，中国的权力与权威始终是合一的，权力即权威，权威即权力。权力角逐的胜者不仅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富于人格魅力的——无论成事之前他是流氓还是乞丐。得到权力之后，一切都高于常人了。华夏第一位统治者黄帝就是两权合一的人物，他成为华夏文化奠基人绝非偶然。他早已给中国的历史演变种下夙因。后来的历代君王的“内圣外王”乃这种两权合一的结果。“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就是这种两权合一的君王的心理写照。每一个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伟业与圣德昭于日月，与天地同在。实际上，无羁无绊的权力恰恰最终要将其基业推向覆灭。
第三，中国缺乏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中国人始终不善于共享利益，不善于通过协商的办法分配利益，只习惯于通过武力争夺，确定利益名分，喜欢“赢家通吃”（项羽与刘邦争权就是典型例证）。利益格局确立之后，占有者愿意把多少利益让出，让天下人共享，完全凭占有者个人的好恶。这里所说的“文化”包括法制，也包括为全体服务的“外形文化”（信仰文化、节日文化、祭祀文化、礼仪、价值观等）。在中国，这两样都是欠缺的。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在中国，以共享利益为特征的分封的封建制度不能很好地存活与延续，而最终由一个强者将分权悉数收回。一人独享天下，而且延续几千年，这实在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