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年十二三，受读《左传》，即以《传》中国名、地名、人名，贤奸、美恶，分条记之，以与晦之四弟角胜。实则当时所记，互有详略，每因此而争辨不已，是予之无知妄作，自小已然，非一日矣。年甫弱冠，负笈于江都徐蛰叟广文师之门。每见予喜览载籍，诲予以遇有欣喜或异同之处，必须随手钞撮，久之可成各种撰述。当时自恃记忆力甚强，贪看书，不暇钞书，惜未能从其言也。某年冬，大风雪中，试为笔记数十则，语多（剖）[掊]击前人，适为先文庄公所见。先公训谓：「勤于撰述，固是佳事，但语多（剖）[掊]击，非初学所宜。」闻命悚然，急毁去原稿，后亦不复为。时迁月异，往日所见者，已如电光石火，不复在心目间，始信记忆之力，果不如钞撮之力。今老矣，书痴结习，总未能忘，重理旧业，凛先公之训，遵徐师之诲，遇有可惊可喜，合于己意者，随笔记之，编为十卷。杂说家体例至广，漫无限制，古人原有此类，固无施而不可也。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焉知我以为可惊可喜，合于己意者，他人见之，不以为可恶可憎，不合己意者乎。如以为不合己意，则一任他人之糊窗覆瓮，不能强他人之同于我也，亦惟敝帚自珍而已矣。己巳五月，庐江刘声木十枝，原名体信字述之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