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通信，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诞生的。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在起义的过程中，各起义部队采取了运动通信、简易信号通信、有线电通信等通信形式，以保障起义部队的作战指挥和相互联络。叶挺二十四师交通队中的有线电分队，在起义总指挥部和起义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有线电通信。其中叶挺指挥所内设立了电话总机，周恩来、贺龙、朱德住所内安装了电话单机。总指挥部还规定，起义的信号为“枪声三响”，口令为“山河统一”。
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人民通信兵的诞生。
南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到1930年夏，红军已经发展到拥有10多个军、约7万人的部队，先后创建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建立起了穿越敌占区的地下军事交通网。军事交通网的建立，为保障中央军委的战略指挥和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战略协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交通员往来于各根据地之间，不仅时间长，而且很不安全，常常因为敌人的阻隔，不能及时互通消息而贻误战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无线电通信的任务就摆在了中央军委和各地红军的面前。
为了解决通信人才缺乏的难题，中央军委采取了申请共产国际代训和自己在上海秘密培训相结合的方式。1928年6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中，选派毛齐华、方仲如等六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1929年1月，又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生中，选调涂作潮、宋濂等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与此同时，1928年秋天，周恩来指示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秘密学习无线电机务，制作无线电发报机。同年11月，又指示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1929年10月，李强、张沈川等人分别担任机务和报务教员，秘密培训了一批无线电通信人才。1930年，在苏联留学的毛齐华等人陆续回到上海，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也相继培训了一批无线电通信人才。
1929年冬天，中央军委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电台。1931年以后，开始向各主要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和技术人员。1931年1月，中央军委派遣喻杰生携带50瓦电台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3月，派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到达中央苏区；10月，派宋侃夫等人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各根据地的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除了由中央军委突破敌人的封锁供应少量器材之外，主要是靠战场缴获。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大部配备了短波无线电台。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就缴获了敌人的9部无线电台。然而红军战士不识字，也不懂得电台的用处，因而都给砸坏了。针对这种情况，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在8月24日的战斗命令中强调，对于缴获的电台，“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10月3日，红军总部在总攻吉安的命令中指出：“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无线电机、电话……一概不准毁掉”。1930年底，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反“围剿”战争一开始，红军总部即向部队发出命令：打下敌人的指挥所，注意搜查有无电台，俘获敌人的无线电人员后不得放走，一律火速送到总部。经过数日激战，红军抓住有利战机，一举歼敌九千余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他使用的电台。遗憾的是，这部电台的发报机被砸坏了，只留下一部收报机，实际上只是半部无线电台。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参加了红军，受到了朱德、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王诤并被任命为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3天后，在消灭国民党谭道源旅的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15瓦电台。
1931年1月6日，新参加红军的王诤、刘寅等人在红军总部参谋处所在的院子里试机。许多好奇的红军官兵和驻地群众纷纷跑来观看，听到“的的达达”的响声，都感到十分神秘。电台人员给大家介绍说：这东西作用很大，没有电线也能通话、通报。于是，许多战士索性就把无线电台称作“无电线”。有的还说：“有了无电线，就不用交通员啦！”一时之间，“无电线”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大大鼓舞了红军将士的斗志。
有了这一部半电台，红军还不能实现军事通信，起初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送给朱毛等首长参阅。毛泽东第一次看了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十分高兴，他对王诤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在此之前，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十分严密。红军很难得到外部的消息。有了电台以后，红军总部就有了了解外报世界的渠道。
此外，这一部半电台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通过侦听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通信来搜集情报。当时国民党军队并不重视无线电的保密，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互相询问对方在什么位置，回答时也相互使用明语。红军有了这一部电台，就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运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