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但在一个小圈子里，招人忌者是蠢才。精通待人处世之道者，往往在积极争取往上前进的同时，还能很自然地摆出一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超然态度。
韩擒虎是隋朝的开国功臣，统一南北的最后一仗——平定陈国，他担任一路军的统帅，首先攻入陈国的都城金陵，陈国的末代皇帝陈叔宝，便是被他俘获的。胜利后，他将自己在战争中的种种谋略、战术加以总结，写成一本书，书名题为《御授平陈七策》，意思是说这些谋略战术都是由皇帝授予的。因此，平陈一战也就是在皇帝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取得的。
他是名武将，在献媚讨好的功夫上也很到家。
好在隋文帝并不是一个与臣下争功的人，他谢绝了韩擒虎的好意说：“你是想替我扬名，可我不求名，你留着写进自己家史中去吧！”
不过隋文帝还是因此而增加了对他的好感，授以高官。有一年，北方的少数民族突厥来朝，文帝问突厥使者：“你们听说江南有个陈国太子吗？”对方回答：“听说过。”文帝便命人将突厥引到韩擒虎面前说：“这就是俘获陈国太子的人！”让他在“国际友人”面前露出一脸。
韩擒虎不足效法，但他说话的功夫和处世的水平倒是值得一提的。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280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制胜 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当年，消灭蜀国，收降后主刘禅的大功臣邓艾，就是在获胜之日被谗言诬陷而死，他害怕重蹈邓艾的覆辙，便一再上书，陈述战场的实际状况，辩白自己的无辜，晋武帝司马炎倒是没有治他的罪，而且力拒众议，对他论功行赏。
可王浚每当想到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豪强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便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以及被人冤枉的悲愤，有时感情激动，也不向皇帝辞别，便愤愤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居功自傲，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问：“这话什么意思？”范通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时，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做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立了功，也许是很危险的事情。上司给你安了“居功自傲”的罪名把你灭了，很得正嫉妒你眼红你的人的心。你不了解这种孤立无援的后果是不能自保的。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司，总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和众人嫉恨。把自己的功劳自己表白虽说合理，但却不合人情的捧场之需，而且是很危险的事情。把功劳让给上司，是明智的捧场，稳妥的自保。
一个热衷于追求名利的人，常常忽略了人生的许多快乐，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看淡一些，想开一些，生活就会更加潇洒和自由。
萧何是最早支持参与刘邦起事的亲信，在反秦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以示恩宠。
后来韩信被诬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的一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了五千户，还给了五百名士卒作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一个中召平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下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的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使臣回京师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以为皇帝出征在外，他便尽心尽责的安抚百姓，筹备粮草，输送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
萧何听了他的意见这样做了，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也不怪罪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去吧！”
如果萧何争名夺利好出风头，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了，看来他采取的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