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是因为战争环境的残酷而逐渐形成的，至上而下的风俗，亦称国家文化。中国历史上，尚武思潮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汉武帝时期和唐初达到巅峰。
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势必会被世界潮流所淹没，一个没有伟大精神贯穿的脊梁必将被外力所折断。中华民族的尚武之风，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齐、赵、秦人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齐国的技击之术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赵武灵王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秦国的尚武之风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汉代的尚武之风推动了北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唐代的尚武之风使唐初涌现出无数名将。
形成之初
上古时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支撑华夏族群发展的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因此，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统治者为战争准备，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
秦人祖先是古羌人的一支，因为远离中原，被中原各国视为蛮人。但是，自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厚积薄发，终于在春秋末年成为五霸之一，并为其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人尚武精神正是源于此，耕与战更是支撑他们经济生活与战争扩张，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华夏一体”的大一统政权。
鼎盛之时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干戈四起，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社会的巨大动荡，冲击了原先森严的宗法秩序，绝对的等级地位开始松动，士人有了施展才能的契机，能够实现振兴家国的远大抱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简简单单一句话，勾勒出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意气飞扬，也为后世谈侠论义提供了说不尽的话头。眺望历史时空，豫让、庆忌、专诸、荆轲等豪杰侠士仗剑驰骋、厮杀纵横，演绎了一幕幕家国兴亡，荡气回肠的传奇。身系军国大事的将帅像孟尝君、信陵君也被人们传诵。春秋战国时，尚武思潮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尚武、重义、轻死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皆尚武之君，齐有桓公，管仲因此提出“武勇者长”的主张，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
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据说“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的赞叹。唐朝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丽，耀中华国威，创史上盛世。不过，汉唐两代过于炫耀武力，重视贵族政权，尚武精神仅仅是高门子弟的追求。
泯灭之路
宋朝开始尚武之风渐衰。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夺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后来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
宋朝的重文轻武和军事制度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人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延伸阅读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匡
建立北宋政权后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发动了叛乱，他认为节度使掌管军权，是造成唐朝以来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尽管两个反叛的节度使被镇压下去，但是如何解决将领军权过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
961年，赵匡
在皇宫里设酒宴，宴请石守信、王审
都数位高级将领。酒过几巡，侍候的太监退出。赵匡拿起一杯酒，先请诸臣喝干，然后说：“你们或许不知道，我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大将听了十分惊讶，连忙问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啊。”石守信等人听出话外之音。赶紧跪在地上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你们我当然放心，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人非常惶恐，赶紧请教怎么办。宋太祖说：“你们不如交出兵权，给你们大量赏赐。你们购置良田美宅，美女侍儿，我们君臣相安，不是更好吗？”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称病不上朝，并交出了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