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1866年，他考入了马尾船政学堂，主要研究学习驾驶技术。5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之后的严复在军舰上工作。1877年至1879年，严复被派到英国留学。他先进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就读。在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利用课外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关于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的书籍，并且十分赞同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此时他的爱国忧国之心便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堂任教习。1889年被选用知府衔，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会办、总办（校长）。
回国之后的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校长一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日渐成熟，开始进入自我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国的“本国特性”，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如果真如他所想，那么国家的未来不敢想象。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担忧，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理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举动可谓是为了祖国的将来煞费苦心。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了袁世凯帝制运动，是筹安会的发起人，而后声名受损，地位岌岌可危。严复在1920年远赴福建过冬，1921年10月27日在福建去世，享年68岁。他的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有《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我们可以从严复的身上看到一点，爱国高尚之人，必定都是好学善于思考的人。他们会因国家大事而担忧，在担忧的同时不忘利用学习的武器武装自己。帮助自己的国家尽快走出困境。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体现，而并不是口口声声说着爱国，却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做。严复将西学引入中国，他力图将其发扬光大，并不是想要帮助外国人传播他们的文化或者科技。他是要让中国人民在学会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更深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样才会在未来世界的舞台上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