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促使利息率的下降，从而刺激投资需求和扩大就业量。货币主义者则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对货币量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作了短期和长期的区别和分析。他们认为，假定货币当局突然地出人意外地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从5％增加到10％，这种变化的短期效果是利息率下降，这是因为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人们将发现他们手中持有的货币数量超过了所愿意持有的货币，于是把过多的货币数量用于购买各种物品，购买债券和股票，结果债券价格上升，利息率下降。所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最初确实是收到了降低利息率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增加使得价格水平提高了，贷款人会因此修正自己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要求提高利息率来弥补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造成的本金的损失。例如，贷款人的利息率原为5％，由于货币量增加造成通货膨胀率上升了10％，那么贷款人将要求将利息率提高到15％。由此可见，名义利息率（I）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实际利息率（r）和与通货膨胀预期有关系的利息率或预期通货膨胀率Pe，即：
I＝r＋Pe
因此，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内货币数量的增加将使利息率（I）上升。
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货币主义者关于中央银行突然地出人意料地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这一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一假定下，人们不能了解货币当局的行为规则，只能消极地根据货币政策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实际上中央银行总是按照某种连续一致的准则来制订货币政策的，例如当失业率达到某一水平时，中央银行为降低利息率，刺激总需求，总会将货币增长率提高到某一水平。无论它采取何种准则，只要按这一准则反复推行货币政策，公众就会很快地掌握它，并据此形成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上述例子中，如果公众已掌握了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那么货币供应量一增加的话，公众立即就会形成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的预期，并将这一预期考虑到利息率变化的决策中去，于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短期内也不会产生降低利息率的效果，只能引起名义利息率的立刻上升。但是，由于价格水平在同时也将上升，所以实际利息率和其他实际经济变量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样，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政府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无论在什么时期内，在降低利息率、刺激总需求、扩大就业和增加产量方面都将是无效的，其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
（第四节）周期性经济波动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本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的：一是个体寻求最优化，即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收入条件的限度内力求取得最大的预期利润或最大的预期效用；二是市场趋向供求均衡，即每个市场上在某一特定价格水平下卖买双方的意愿供求数量相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他们认为资源是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决不会有持续的大量的短缺和失业。因此，他们甚至不能解释普通的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今天，经济学家可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处理经济学中早期出现的这个危机——他可以像凯恩斯主义所做的那样抛弃古典的前提，或是像理性预期所做的那样，寻找古典经济学前提的更加连贯和更为复杂的形式。”
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在努力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经济个体寻找最优化）和均衡分析，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同时，试图建立一个以理性预期为特征的经济周期理论，重新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现象。
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时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在具体分析经济周期问题时，理性原则体现为两个重要的假说：
（1）理性预期，即经济主体都是有理性的，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他们对未来经济活动和经济事件的主观预期和经济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穆思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企业老是按照错误的预期行事，就会在市场上不断吃败仗，到头来必须被淘汰掉。因此留存下来的企业乃是能够进行正确预期的企业。”
（2）短暂替代假说，认为产品和劳动的供应者根据相对价格或相对工资的变化情况，进行即刻的产品生产的替代和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替代。因此，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工资和物价的短期微小变化就能引起产量与就业量的显着波动。
卢卡斯在1977年“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和1978年“失业政策”等文章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看法，明确地提出他的经济周期理论。
卢卡斯认为，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各个经济周期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特点是解释经济周期原因和建立经济周期理论模型的基本出发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各部门产量的波动具有很高的同步性；②耐久资本品和耐久消费品的波动幅度大于非耐久产品的波动幅度；③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④与其他经济变量相比，企业利润率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⑤价格显示为超前循环波动；⑥短期利息率也是超前循环波动，而长期利息率不太明显；⑦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超前循环波动。
根据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上述特点，卢卡斯认为，既然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发生在产量的波动之前，那么，经济周期性波动就应该主要从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方面去寻找原因。价格的波动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也就是由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起的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另一种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就是不同产品价格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最终是由货币总量的变化引起的，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则是由生产技术条件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动引起的。在卢卡斯看来，在一个物价总水平经常变化的社会经济中，生产者面临着一个“信号筛选”问题。这就是说，生产者经历着名义价格的变化，但他必须推测名义价格的变化中有多少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又有多少是由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决定增加或减少雇佣劳动和产量时，只有相对价格的变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相对价格变动的特点是长久持续的，它可以起到一种调节资料配置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是相对短暂的，除非政府实行持续的单一方向的货币政策（如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如果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按一种均衡的成比例的方式作用于各种商品的价格，那么名义价格的绝对水平上升但相对价格比例不变，并且这种价格水平变化如果是在人们预期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话，那么，它并不会影响实际产量和就业量。这也就是“货币中性”的含义。
卢卡斯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往往容易混淆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和相对价格的变动。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将会随之上升，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误认为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于是就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使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但是到了某一时期，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预期的错误时，他就会立刻加以纠正，并重新调整生产决策，减少投资，结果经济由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根据卢卡斯的看法，政府连续不断地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他说：“政府就是不能永远以高于人们预期的速度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是吗？它不能不断地以同经济有系统联系的行动来使私营经济感到意外。”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以往的物价水平比较稳定，政府利用突然地出人意料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可以比较容易制造经济繁荣的。但政府持续利用这种政策的时间越长，生产者对政策的反应就越小，当政策的效果被人们事先完全预期到时，政策就变得无效了。正如萨金特所说的：“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取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第五节）经济政策主张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的看法，“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
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
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积极行动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奇不意地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即政府总是比公众高明。但是，在理性预期理论冲击下，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原理正在烟消云散。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后果早已充分预计到了，并做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对策，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有任何效果。理性预期学派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行动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主要提出了三点看法：
（1）日益增多的经验的和理论的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抵消产量、就业或其经济总量的波动方面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效的，在某些场合它们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生活，但它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是不确定的。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明确地告诫人们，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越要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同时，政策的制订更加需要从容不迫，步子更要谨慎，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措施去刺激经济增长。
（3）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了它将会产生的结果，我们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制订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与政策制订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可能使人们的处境普遍地变得更糟糕。
基于这些看法，理性预期学派提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稳定，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政府的任务只是在于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正如卢卡斯所指出：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由于理性预期学派上述经济政策主张所反映的政策哲学思想，人们通常把它看作是比货币学派更为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派别。
（第六节）理性预期学派评说
理性预期学派出现的时间虽然并不长，目前它对美国和其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制订的实际影响也并不大，但它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却在日益增大，以致一些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称为“预期革命”。布赖恩·坎特断言：“合理预期理论可以被认为不仅仅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特别代表了在不肯定的前提下重建均衡经济学的尝试”，“没有对预期的解释，经济理论就不能对一个把将来估计在内的世界中的宏观经济现象的理解作出贡献。”
目前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理性预期理论主要有如下的缺点：
1．由于整个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的基础建立在市场随时处于“出清”的状态之上，因此货币工资的刚性这个现实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就构成了对理性预期理论分析的严重挑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名义工资确实刚性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积极行动主义的政策”可能仍然是有-定作用的。
2．理性预期的假定十分值得怀疑。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会根据他们对经济结构的了解来形成自己的“预期”。首先，无法保证社会大众有能力及时掌握足够有用的信息；其次，任何信息的取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在收集信息以形成“预期”时，如何斟酌取得信息的成本与运用信息的效率，以决定其购买信息的最适度数量。因此，认为人们可以像理性预期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得到充分的信息，明智地整理信息是不现实的。
3．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借用了货币学派的“自然率”（如“自然失业率”）的假定。然而，无论是货币学派还是理性预期学派，对于“自然率”究竟如何决定的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4．理性预期学派批评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时假设政府当局操有主动权，个人和企业部门处于被动地位。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本身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只认为个人和企业部门可以收集充分的信息来预测政府的政策及其后果。但是，政府也会对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及其对政策的反映做出明智判断和反映。因此，不管是否存在理性预期，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能够影响经济的实际变量的。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对理性预期理论持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排斥了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对预期的不现实的看法和对积极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放弃。结论是：以理性预期来代替观察不是一种恰当的科学方法。
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并不服气，这场理论争论目前仍在西方经济学界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