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制度分析家断言，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趋同前景；另一些人则认为，在经济方面会有许多趋同现象，但在思想和政治方面不存在任何这样发展的前景；
第三类分析家深感在经济和非经济方面都已产生了很多的趋同现象。格鲁奇赞同第三类分析家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在其发展中都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或时期。在西方和东方的两种经济中，长期的发展不断地把这些经济推向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上，经济结构和职能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这些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出现，提出了它们有可能趋向某种共同的工业模式的问题。在工业国家中，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具有共同特点的结构和职能的发展。比如，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抑制了市场的自发势力，并在经济活动中进行了大量的政府干预，甚至采用了国家计划；而一些实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如中国等，则放弃了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形式，注意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力量，允许市场力量影响经济资源的分配，正逐步走向有限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这两种经济制度由极不相同的思想意识支持，这些思想意识对国家制度的性质可能有显着的影响。因此，格鲁奇指出，“①现实的经济制度可能趋向同一，成为某种中间的或统一的制度；②工业化的逻辑可能适用于所有沿着工业化道路、朝着成熟工业制度模式前进的、处在不同阶段上的现实的经济制度”，这两个与经济制度有关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格鲁奇虽然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可能趋同，但他也看到这种现象会受到思想、政治和文化因素的限制。尽管如此，但从长期来看，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些经济问题将推动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联合行动。这些问题包括稳定国际金融制度，对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分配世界自然资源的有限供应，抑制人口增长和保护国际环境等。强大的压力正在迫使世界上的各个经济体系采取联合行动去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格鲁奇指出，解决这些问题所取得的进展不大，不久的将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采取更有效行动的前景也并不美好。但是，只要国际经济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各国的联合行动就是必要的。
在创立世界计划的过程中，比较发达的国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只有当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稳定状态时，它们才能承担这个责任。如果它们用稳定的经济发展作基础，就可以保证财富和收入在世界范围内更公平地分配。这时，富裕的发达国家将出现一种强调人和自然的协调、而不是人对自然利用的新的社会伦理观。这种伦理观的创立必然对世界上竞争的经济制度提出挑战，从而创立一种新的协调的生活方式和世界性的社会。也就是说，各国经济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迫使各国采取联合行动，而只有当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时，这种世界性的联合才是可能的。
2．格鲁奇的制度经济思想
格鲁奇不仅是一个比较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新制度主义者，他的比较经济学可以看作新制度经济学的一部分。他在对其他流派，尤其是传统经济学的思想进行介绍和评论的基础上，对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和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作了详细的评论，并对制度主义经济学进行了综合和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制度经济思想。他的制度经济思想是对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化和发展。
（1）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格鲁奇认为，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
制度可以是社会现象，如家庭、国家、工会等，也可以是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市场体制仅仅只是清楚地说明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一种机制，许多影响经济活动过程的机制在市场体制以外起作用。所以，对经济活动的广义理解应该超出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体制作用的分析。由于生产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文化影响在决定他们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解释经济活动就应该对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对文化理论的需要将制度主义者与传统经济学家区分开来，而文化的经济方面则使制度经济学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政治的、法律的、心理的、社会的方面相分离。
（2）制度经济学的定义
格鲁奇在介绍自凡勃伦以来的制度主义者关于经济学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当代（Present－day）制度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定义。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不断发展中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以满足那些参与社会活动的人的需要”。简单地说，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供应的科学。这一定义需要注意如下几点：第一，这一定义将经济学看成是表述文化方法的文化科学。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关于配置可供选择使用的稀缺资源的具有逻辑联系的制度，它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起作用；
第二，这一定义把经济制度看成是以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出现的历史——文化的产物，其基本目的是为社会提供一定量商品和劳务以满足社会活动参与者的需要；第三，根据这一定义，经济过程之所以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性质，是因为有许多因素，如人口统计的、地理的、政治的及其他因素等在起重要作用，但主要的因素是与科学进步相关联的技术变化；第四，这一定义涉及到了经济过程的开放性质。由于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的、社会——文化过程，因而制度主义者必然关心制度的未来。当代制度主义者认为，只有奠定经济学定义基础的过程的发展，没有最终的或必然的结果。当然，个人也许会使用其所获得的知识，将经济过程推向一定量商品和劳务能够改善或提高生活水平和个人发展的方向。但是，这一目标并不能保证实现。也就是说，经济过程不一定会走向某一预期的方向，而且，今天被认为表现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改善的东西，在未来也许不再是生活进程的提高；第五，根据这一定义，经济制度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技术革命，以扩大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量，提高生活进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障碍，但这些障碍居于次要地位，稀缺和效率是第二位的。所以，将经济学定义为“稀缺的科学”或“效率的科学”，过于狭窄，会忽视制度经济学定义的要点；第六，这一定义将经济学视为一种相互制约的社会或文化科学，从而使人们注意到经济问题的相互制约性质。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主义者将他们的科学称为政治经济学；第七，这一定义充分意识到了早期经济学家的贡献。如果抛开传统经济学家关于市场体制的理想主义观点，其技术的因素将仍然保留并得到进一步加强。
显然，格鲁奇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吸收和综合了前人的观点，同时，他试图将经济学定义为不同于物理和自然科学的文化科学，即将经济学“文化化”，因而将经济看成是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进程中的不断发展的文化过程，所有的个人都是文化的产品，所有的价值都类似于社会产品，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学更清楚地被看成是关于社会供应的科学。
（3）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
格鲁奇主张用文化主义方法代替传统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方法。他区分了广义的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与狭义的作为一种研究特殊问题手段的方法论。狭义的方法论包括事件研究、统计分析、历史阐释、比较研究等；而广义的方法论则涉及到理解或解释现实经济世界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反映了制度主义者的哲学观点或倾向，即将其经济研究的文化方法与其可接受的形式主义的或工具主义者的哲学相结合。文化方法与形式主义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社会及其经济分支看成是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格鲁奇指出，制度主义者关于理解外部经济世界性质的哲学的或文化倾向意义上的方法论，最好被描述为文化主义方法论。
制度主义者的文化主义方法论，使他们试图将经济制度看成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假设的、理想化的、高度竞争的制度。在格鲁奇看来，所有文化制度在性质上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制度，不管是整个社会或整个经济制度，是由组成总体或社会的、文化的制度整体的许多部分组成的，对文化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理解来自于对这一整体性质的理解，而对整体的理解则必须涉及组成整体的许多部分。也就是说，文化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现实经济世界的机能整体性质。此外，文化主义的方法论还注意现实世界的演进性质。他认为，个人、公司、工会、政府与诸如货币、财产、合同制度等世袭制度的混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其结构和职能随历史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受民主发展、政治事件、气候变化、科学进步、技术变化等的影响，经济现实只有通过将它置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才能被理解。因此，用文化主义方法论解释的现实世界不同于凡勃伦用“演进的方法论”所解释的现实世界。
格鲁奇的文化主义方法论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第一个批评是文化主义方法论缺乏传统经济学家方法论所导致的简洁和精确；另一个批评是文化主义方法论不能够用来对经济行为进行预测。格鲁奇对这两种批评进行了反驳。
他承认文化主义方法论所得出的现实世界，不如传统经济学形式主义方法论所得出的现实世界那样严密和逻辑优美。但是，传统经济学家理想主义观点或接受形式主义的倾向，只是使他们将过多的理想主义观点强加于现实世界，而在现实世界中，在缺乏各种社会控制方案的情况下，理性行为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因此，形式主义方法论本身是无效的。关于经济理论预测力的问题，格鲁奇认为，运用形式主义方法论得出的高度逻辑的、抽象的经济理论，是远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因而希望这种理论被用之于现实世界时具有预测力是不合理的。另外，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是如此复杂，且易于受非理性活动的影响，要高度准确地预见经济活动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问题不是预测，而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以实现提高生活进程的目的。所以，制度主义者文化主义方法论提出的问题不是预测的，而是社会控制的。
（4）对价值问题的看法
格鲁奇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是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因为，它将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文化——人类的和实用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学传统示证的突破及进程示证的采用、经济学是一门社会供应科学的定义及演进的、机能整体的方法论等等结合起来，并使这些相互依存的主要特征在价值理论中达到理论顶点。
格鲁奇接受了大多数早期经济学家关于价值问题的分析，如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但他更注重使用价值。同时，他抛弃了理性人的概念而代之以文化人的概念。他认为，由于经济制度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而价值同样是灵活的、非绝对的，它需要不断重新估价。估价过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文化的、永无止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权力对文化和技术影响作出反应的个人，决定使用价值将由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价值组成。
也就是说，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估价过程的不断发展的活动，而不是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它强调实际的行为活动及来自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估价。
格鲁奇指出，他的价值理论中有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正如所有文化演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估价或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项目、产品或经济形势，也是一个永无止尽的、历史——文化的过程；第二，个人在决定一个项目什么时候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第三，在估价过程中，没有被发现的价值项目从来不具有静止的、最终的或绝对的性质，被认为有价值的是那些能够使个人减少矛盾冲突或压力、使他更有效地认识到个人发展的全部潜力以增加社会福利的项目、产品或文化环境；第四，估价标准是具有社会或工具性质的“最终使用或消费”的标准，它强调使用价值如何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5）新二元经济理论
格鲁奇对价值问题进行了分析之后，转而分析现代混合经济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结果，即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先进工业制度的职能或成就。
第一，先进工业经济的职能
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现代先进工业经济的职能都进行了分析。在现代混合经济的结构方面，所有经济学家都发现，在一些主要工业如钢铁、汽车、石油、化工及重型机器工业等行业中，存在着高度的集中。与此同时，在其他部门，如家庭农场、小规模制造业、零售业以及娱乐、法律、医疗等领域的个体部门中，却存在着大量小规模的竞争性活动。在职能方面，先进工业经济标志着巨大的经济不稳定、衰退的重复出现、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集中的工业中对价格的控制、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等，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现代混合经济不能取得可能发挥潜能的高水平的经济成就。
格鲁奇运用机能整体的方法，认为国民经济成就较差的主要原因是私人企业与有组织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同时政府又不能进行积极的必需的指导。私人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态度，造成了大量的经济不稳定、严重通胀压力的发展以及在国际竞争中的损失。他指出，美国经济已陷入严重束缚之中，大型工业企业已不能灵活地周转资金，国内大部分市场已被出口品占领。
在对美国经济的分析中，格鲁奇反对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偏向企业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利益应高于私人企业及有组织的劳动者的部分利益，因而呼吁重新建立由国家和主要工业组成的三重委员会，以工业中的合作关系代替对立关系。
第二，从旧的二元经济到新的二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