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一年（1446），铮铮铁骨的于谦，准备进京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两袖清风，来到京城，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宠信，大发淫威，虐焰之炽烈已达顶点。
英宗朱祁镇以童昏嗣位，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急剧膨胀，朝政陷入混乱，严重的危机迫在眉睫。在这一时期，辅政五臣、尤其是内阁三杨，都是关键性人物。“仁宣盛世”的出现，辅政五臣、尤其是内阁三杨颇享美誉，而正统朝国事浊乱，自然与他们不无关系。
辅政五臣，都是活跃于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政坛，对明初政局起过重要影响的有卓著声望的政治活动家。
张辅，字文弼，河间王张玉长子。从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力战功高，始封信安伯，旋晋新城侯，妹为成祖妃，贵为皇亲。永乐朝，以平安南功，进封英国公。虽则赳赳武夫，然在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政坛上却是德劭功高的第一人。
胡濙，字源洁，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永乐初年，奉成祖密诏，微服巡行天下，访查建文帝及仙人张邋遢踪迹，在外十四年，还京超拜礼部左传郎，是成祖特殊信任的官员。宣宗即位，升任礼部尚书，到正统初年已事五朝，是朱棣一系的明代帝王颇为倚重的人物。
杨士奇，本名寓，以字行。
少年丧父，随母改适罗姓。返祖归宗，家境赤贫，立志向学，发愤读书。建文初年，以王叔英保荐，入翰林院，充编纂官。永乐初年改编修，入值内阁，充东宫官，任左中允，多次回护维持朱高炽的皇储地位。洪熙初，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旋兼兵部尚书。洪熙、宣德及正统初年一直处于内阁首辅地位。正统三年（1438）进少师，仍兼尚书掌内阁事。
杨荣，字勉仁，初名子荣，建文二年进士，授编修。“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入南京，荣迎谒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急驱车驾拜谒孝陵，自此受知成祖。永乐初设立内阁，简拔入文渊阁，为更名荣。仁宗即位，进职太常卿。寻进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成祖五征漠北、宣宗亲征乐安，荣皆历戎行，运筹帷幄，以善断见称。正统三年进少师，兼职内阁、工部如故。
杨溥，字弘济，与杨荣同科进士，建文朝官编修。永乐初年，为太子洗马，竭诚殚虑辅导朱高炽。永乐十二年（1414），因成祖久欲易储，遂以迎驾稽迟开罪东宫属官，杨溥被关入天牢。系狱十年，读书不辍。仁宗即位，释出狱，擢翰林学士。洪熙元年（1425），于思善门建弘文阁，以溥掌阁事。仁宗亲授阁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弘文阁的性质与内阁基本相同，可见杨溥与十二宗源渊之深，关系之亲近。
宣宗即位，罢弘文阁，召溥内阁，与杨士奇、荣共典机务。宣德九年（1434）迁礼部尚书，值内阁如故。正统三年，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与杨士奇、杨荣并称“三杨”。
辅政五臣执掌正统朝政，是具有极大优势的。其一，三杨皆三朝重臣，是英宗乃祖乃父的旧僚，位列公孤，又是行政中枢内阁的主持人；其二，张辅爵加国公，“靖难”元勋，是朱棣一系皇权的有力支持者。胡濙，是成祖的心腹侦缉，也职列尚书；其三，太皇太后张氏对辅政五臣倾心委任。她曾当着小皇帝朱祁镇的面交代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似乎是有五臣辅弼，正统年间的朝政该万无一失了。然而并非如此。
正统年间朝政接连失
误，终于导致了灾难性的土木之变。
英宗朱祁镇生于深宫，
长于大内，幼年嗣位，本身并无实际政治军事才能。但朱祁镇无知而又好大喜功，这是致命的弱点。他根本不具备其高祖朱元璋、曾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却极力追求弄兵耀武，一再轻开边衅奢望建树军功；他不具备乃祖朱高炽、乃父朱瞻基的胸襟容量，一意委任三杨，反而限制内阁职权，将其部分权责转移到宦官机构司礼监。
王振正是利用他这种童稚任性，喜谀好胜的弱点而进行诱惑和操纵，引导他逐步摒弃了仁宣时期与民休息、维持稳定的基本国策。
三杨辅政，想方设法用儒家思想引导小皇帝，可朱祁镇逆反心理很强，不喜欢循规蹈矩，清规戒律。这也可以理解，他毕竟是个孩子，又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很容易被宠坏。
而太监王振很会投其所好，经常带着他驰聘出游、弯弓射箭，很使朱祁镇开心。朱祁镇与王振关系日益密切，对辅政五臣越来越疏远。
正统初年，在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与三杨内阁的较量中，英宗越来越倾向于宦官势力。英宗即位不久，就把极善权术又能取悦皇帝的王振任命为司礼监太监。紧接着，宦官势力一天天抬头，监军、镇守、守备、监枪、监仓等重任接连委派，太监郭敬镇守大同，王彦镇守辽东，王景弘、袁诚、刘宁先后守备南京，张福、林寿先后镇守陕西，张溥镇守山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太监的侄子、养子、兄弟也都沾了光，被英宗授以锦衣卫指挥、指挥佥事、副千户、百户等世职。
朝臣看在眼里，深为忧虑。三杨也经常劝谏皇帝，英宗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三杨这个时候岁数也大了，地位尊崇，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不想冒险做诤臣。
三杨明哲保身，不敢有所作为，可能与他们分别授人以短有关系。杨荣，有决断才能但不能持廉，这原是老问题，他家中良马颇多，皆边将馈送。王振正好借此发难，正统五年（1440）七月，杨荣离开京城，回乡省墓，王振便抓住了杨荣接受靖江王朱佐敬馈赠一事，要求查办。杨荣道经武林驿，忧愤而死。杨士奇素以清正公允著称，但却教子无方，授人以口实。土奇长子杨稷确实是个作恶多端的地头蛇，也真难怪王振借此发难，压制杨士奇。关于杨士奇纵子作恶一事，李贤述之最详：杨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杨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
杨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
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杨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杨稷横行乡里，擅杀人命，杨士奇不会一无所闻。杨稷案发那年，杨士奇还曾回乡省亲，住过一段时间的。杨稷罪恶昭彰，被告发后，王振立即借机攻击杨士奇，朱祁镇”封其状示杨士奇“以示信任，将杨稷逮捕系狱，杨士奇更加”钳口闭户“少说为佳了。他根本不敢与王振摆开壁垒交锋。充其量也就是奉行其”有德必扶，有过必掩的哲学，做一名好好先生而已。
辅政五臣之中，杨溥是学究型的官僚，生性淡泊，无争无为。他的有为也仅是襄助杨士奇、杨荣辅佐国事，当杨士奇、杨荣无作为建树时，他亦自保而已。至于张辅、胡濙二人，则是才疏学浅，空负辅政之托。
张辅的勋阶、地位，在正统年间可说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毕竟一介武夫，没有什么治国才能。不仅个人无大建树，与其他大臣也不十分协调，甚至在某些重大决策上站到了朱祁镇和王振一边。正统六年（1441）春，朱祁镇受王振怂恿。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疏陈不应轻易出师，宜以招抚手段解决麓川问题。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上疏，反对倾国力于一隅而招致天下骚动。奏疏说：蛮夷慕义之心终不可泯灭，宜宽其斧钺之诛，而令云南总兵官都督沐昂量调官军于金齿卫且耕且守，令云南部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委派官员赴麓川宣扬圣化，促其稽首来王。可以说，何文渊的奏疏是极有见识的。朱祁镇将文渊奏疏交给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讨论，张辅却说思任发“纠集丑类，屡抗王师，虽蒙贷罪她恩，彼却怙终稔恶，释此不诛”，“不惟示弱外邦，且贻患边境”。张辅的意见，无疑迎合了王振一伙宦官欲建功边陲的心理，更促进了朱祁镇最后兴师麓川决定的作出。张辅贵为国戚，爵拜太师，但他才具能力都很平庸，为宦官势力所轻视，在朝政决断中所起的作用与其身份很不相称，王振的党羽宦官喜宁竟敢与其分庭抗礼。喜宁侵占张辅田宅，张辅不从，喜宁弟喜胜率净身家奴（阉割的家奴）毁张辅佃户居室，殴打张辅家人之妻致其堕胎而死，张辅无奈，诉诸法司。英宗朱祁镇竟宥喜宁不问，而罚宁弟以赀赎罪，净身家奴戍广西南丹卫。喜胜不服，诉张辅亦擅收净身人为奴，英宗朱祁镇亦宥张辅不问，将辅净身家奴发配南丹卫。张辅与喜宁打个平手，我们怎能希望张辅裁抑王振，在朝政决策中发挥顾命大臣的作用呢！
再说胡濙。胡濙，武进（今属江苏）人，与杨荣、杨溥同科进士。因历事四朝，颇受成祖、宣宗信赖，故正统初元荣膺顾命之任。
他虽受信赖，却无政绩才情可言，与三杨并列，实滥等其间耳。庸庸碌碌无大臣体，却有江湖术士之风。任礼部尚书期间，先后三次丢失礼部大印，在明代九卿中是绝无仅有的。外藩进献麒麟、白鹦鹉，胡濙上表称贺，此“国家亿万年太平之征”，不察问题，不见危机，专门文饰太平。胡濙事君不依学术，而依江湖术数，他不像中国传统的儒士，倒颇类江湖骗子。正统六年（1441）四月旱蝗并发，胡濙上疏说：“今年四月以来，亢阳不雨，蝗蝻为患。揆之天意，验诸人事，皆由臣下才德竦庸弩，政事缺失，有乖阴阳之和，以致下累民生，上贻圣虑。臣不胜惶悚，乞令文武百官，自本月初七为始，斋沐思过，仍令大臣于在京各寺现行香及道录司慎选道流，尽诚祈祷，庶几少回天意”，这是何等荒诞不经之言！倒是朱祁镇的认识高出胡濙一筹，批示道：“应天以实，不以文。今上天降灾，在修德以弭之，岂区区祷词所免也。不必行。”一场劳民伤财于事无补的祈祷闹剧才没出台！胡濙又曾推荐道士仰弥高畅晓阴阳，深悉道法，使令守御边关，为时人所讥笑。
江西南城县人龚谦，善妖术，通左道，喜欢勾引妇女，自称张神仙法孙。通过其所勾引的妇女曹氏，龚谦认识了胡濙，并成为知己。
胡濙便荐举龚谦作了钦天监的天文生，改名龚益之。可这位龚益之偏偏不争气，多次冒充胡濙的名字，诈人贿赂。东窗事发，朱祁镇发龚益之铁岭卫（今辽宁铁岭市）充军，龚益之仍然往来胡濙府邸，京城士论大哗。
胡濙任礼部尚书期间，从容进谏的无非是些禁止军民穿衣戴帽习尚胡俗之类琐碎事情。他看到汉族军民有人崇尚少数民族服饰，竟奏报说“以中国之人效犬戎之俗，忘贵从贱，良为可耻！”请求厉禁。
识见浅陋，确实昏聩。
景泰初年，朱祁钰欲废太子见深而立己子见济，这是景泰朝各种政治纷争的一个契机，胡濙率先上疏迎合景帝说：“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为圣子。”激化了景泰朝政治纷争。胡濙这等人物，根本不能“导君以正”，太皇太后张氏以其为辅政大臣，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