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在山西、河南巡抚任上先后十九年，终年栉风沐雨，驱驰于山川道路之上，为国为民费尽了心血。十几年间，于谦已经齿落发白。
于谦为国操劳，难有闲暇顾及家事。他把妻子和女儿留在北京，把家务抛在一边。他的父母都在杭州老家，他以不能亲自奉养而自咎，便将儿子于冕送到老家。于谦要求于冕侍奉祖父母，还要努力研读经史，莫负青春。
宣德五年（1430），于谦步入了人生重要的阶段——漫长的巡抚晋豫生涯。
于谦仕途上这一三级跳远式的越级升迁，首要原因是于谦在平高煦之乱、巡按江西中的卓越表现博得了宣宗朱瞻基的欣赏和高度信任。
此外，于谦的这次升迁还和另一个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
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省太康县）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庄浪（今甘肃省庄浪县）知县。永乐元年（1403），入为御史，后迁江西按察副使，召为应天尹。明朝迁都北京后，顾佐改顺天尹。后出为贵州按察使。洪熙元年（1425），召为通政使。宣德三年（1428），擢为右都御史。五年后，顾佐有疾，乞归，不许。宣宗体恤其病，令免朝贺，视事如故。后致仕。正统十一年（1446）卒。
顾佐刚直不阿，为官廉正，很受百姓的欢迎，永乐朝先后担任应天（今南京）府尹和顺天（今北京）府尹，将京城治理得政清弊革，被百姓比为“包青天”，但是这样的为官作风很招权贵嫉恨，永乐时顾佐就被人陷害，一夜之间从顺天尹出为贵州按察使。但是，顾佐依然故我。好在杨士奇、杨荣欣赏他为官廉正，在明宣宗朱瞻基面前力荐，朱瞻基遂将其提拔为右都御史，“命察诸御史，不称者黜之，御史有缺，举送吏部补选”。
顾佐在都御史任上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职责，视事期间，纠黜贪纵，荐举贤能，朝纲肃然。其间顾佐一直受到被他奏黜者的诬陷，好在宣德一朝有杨士奇等阁臣的保护，才得以让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发挥都御史的作用。
以这样的刚直和毫不通融置身于官场中，顾佐一定是一个特立独行者，他因此得了个雅号叫“顾独坐”，因为他在担任都御史期间“每旦趋朝，小憩外庐，立双藤户外。百僚过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庐，独处小夹室，非议政不与诸司群坐”，因而得此雅号。官员们对这个力持风纪、待人严厉、不苟言笑的都御史很害怕，自然谈不上成为知交。
但是，顾佐还是在这个朝廷上找到了和他意气相投的人——年轻的于谦，他们彼此赏识，颇有交往。他们都是孤清、倔傲、刚直的人，他们坚守着古代知识分子的仁、义、礼、智、信以及不入俗流的操行。于谦从政之初，对顾佐是一种仰望的目光，即使后来于谦在朝廷中的地位可以和顾佐平起平坐时，对顾佐仍然充满着仰慕之情。正统年间，顾佐因受到明英宗的指责不得已上章致仕，于谦写了一首题为《都御史顾公致政有喜》的诗歌安慰老朋友：“天下归来两鬓苍，故园草木尽辉光。功成却喜恩荣厚，身退从知姓字香。林下且消闲岁月，台端犹忆旧冰霜。春风诗酒从容处，重睹群英会洛阳。”
顾佐对僚属甚严，但对于谦例外，他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很多良臣的潜质，比如胸怀坦荡、公正廉明、不徇私情、敢作敢当等等，他认为于谦的才能与品德都胜过自己，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因而很看重他。宣德初，顾佐就奏请遣于谦为江西巡按，正是顾佐的这一举荐让于谦的政治才华得以展示，此后顾佐对于谦总是褒誉有加。顾佐的赏识和举荐是明宣宗对于谦委以重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并非每一个皇帝都具有敏锐的目光，能洞穿那些诋毁诽谤者的谎言。到了正统一朝，顾佐终于被迫上章致仕，离开了充斥着是是非非的朝廷，不久病逝于郁闷和孤独之中。于谦失去了一个挚友。于谦一生不刻意于人际交往，加上耿直的个性，堪称知己者并不多，顾佐即为其中之一。
于谦等为明朝在各省专设巡抚后的第一任巡抚，朝廷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宣宗赐敕于谦等曰：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划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
若有包揽欺侵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送京师。……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为此，明朝赋予巡抚以高于三司（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之上的权力，于谦于是成为了山西、河南两地的最高行政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