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不能容忍在他的视线之内没有土地和小麦，没有鸡犬相闻的声音。因此，父亲不愿意来城市里过年，态度异常坚决。
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因为逃离土地和牛羊而进入城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这种结构让我们感到牢固和经得起冲击。如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国内外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正是当打之年，也都想多做一些成绩，因而对家乡的土地和炊烟也就渐渐陌生甚至是遗忘了。
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歌里面渲染的完全是一种贵族化的情绪，对于许多穷人来说，不回家看看是因为口袋里十分寒酸而不是缺少孝心。许多年前，我们也常想回家看看，但每个人都在为生计而奔走，回家的次数也就很少。等到我们有信心回家看看的时候，大家都对乡下的生活条件感到难以接受，但嘴上都不说。
现在，我们每人都有了一到两套不等的大面积住房，也都想让父亲来城市里享受一下现代都市的物质文明，可父亲不答应。我母亲去世很早，父亲一个人生活在农村广阔天地里，他像一个优秀的军人一样坚守着阵地毫不动摇。
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几家十几口人在过年的时候带着大包小包将行李辎重一应运回乡下，包括晴雨天的各种鞋子以及小孩的奶瓶。父亲看到我们狼狈不堪地全都回到家时，他就很兴奋，放下手中与他终年为伍的麻将，忙着买鞭炮烧菜杀鸡宰鸭写春联，一副功德圆满的样子。春节一过，他又在跟我们讨论下一个春节怎么过了，谈的大都是年二十八之前回来比较合适以及过年吃什么，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没有鸡鸭牛羊的地方过年。
父亲从来不干预子女的工作和生活选择，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他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曾因为说了“芝麻杆上是不可能架电话的”而被开除团籍遭到批判，革职还乡，从此就再也不对城市和政治有任何兴趣。他常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样的话，暗示我们要搞专业，在我三十一岁的时候我被原来的单位作为年轻干部提拔而做了领导，父亲非常生气，直到有一天他公开表示了对我不搞专业的不满，他说，“你应该去教书，或者去搞研究”，调省文联后父亲非常高兴，他第一次表扬了我头脑清醒。父亲对子女干预除了不许从政外，就是过年必须回家。1999年春节，我们要父亲来省城过年而遭到拒绝，加上春节天又下雨了，父亲很平静地说“那你们就不用回来了”。年三十，我们派最小的妹妹做代表回家，妹妹回来后说，父亲一个人在家，哪里也不去，脸色很凄惶，春节一直在生闷气。而我们兄弟们在省城过年时，虽有吃有玩，但第一次听不到鞭炮声以及相互串门的说笑声，年初二去打了一场保龄球后，还是感到了索然无味，年初三一早，弟弟开车我们又回到了乡下。这时候，我意识到了，我们虽远离了土地和乡村，但在乡下过年这一乡村风俗已经成为我们一种无法抗拒的生活属性，那是一种根的延续，还有就是父亲在春节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是为父亲过春节的，如果不为父亲过春节，春节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最起码现在是这样的。
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父亲又来电话了，他总是以不干预子女自由的语气对我说：“今年过年怎么安排的呀？”
我在电话里毫不犹豫地说：“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