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论述和预见的科学性。当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欣喜若狂，纷纷断言：“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然而，这些狂言早已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如今，中国等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仅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而且以崭新的面貌巍然屹立，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中坚力量。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将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复兴绝非短时期的事情。但在整体低潮中有局部的复兴，外延缩小了，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世界社会主义现已转入在探索中前进、谋求发展的新阶段。正向着与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本质相同而形态各异的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有“信”更要有“用”
道德领域的“信用”，就意味着“诚信”。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连信用都没有，还能做什么呢？
但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领域，“信用”的好坏就不简单是衡量一个人的修养问题了，它开始与我们的经济利益挂钩，信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能够稳定运行的传送带，信用体系和信用服务机构如果出了问题，掉了链子，整个市场经济这辆驰骋的火车就会运行不畅。
举个经济学上的简单例子：我们都知道，交易是从人和人之间的物物交换开始的，张三有一头羊，想换李四的一匹布，但是如果李四对张三说：“我今天忘记带布了，你先把羊给我，下次我给你布。”在一个小村落或者范围狭窄的经济体中，李四的话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交易双方彼此清楚对方的信用状况，一旦发生违约行为，将没有人愿意和李四继续交易。但是，如果这个经济体逐渐扩大，就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市场经济体制，李四是有违约动机的，他可以欺骗了甲地的张三后再和乙地的王五继续交易，并且获取他的非法经济利益。这种情形之下，信用建设的难度就加大了。
那么，什么机制能对这种失信行为予以惩罚，让市场经济的交易双方如同身处于小村落中，没有滋生失信的土壤呢？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我们只有从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服务机构的发展以及信用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深入市场入手。也就是让信用经济的各活动主体能够游弋于信用服务市场之间，灵活选择信用产品，把“信用”变成一个有力的武器，真正发挥其“保护守信、惩戒失信”的作用。
我们正处于改革关键时期，信用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信用要发展，立法应先行。
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初步试运行，个人向征信管理部门递交申请即可获得自己的信用报告。但是，除了一些相关法条和规章制度，针对信用信息使用等方面的法案尚未出台。而在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就是专门规范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和消费者信用报告使用者行为的。同时，还应修订授信机构信用管理相关规则，如《担保法》等，使其能够保证授信的平等、公平、合理化。
其次，行业自身建设紧随其后。
应进一步完善征信数据库，我国现有的信用信息数据系统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以后不仅要在数据容量和数据类型上进行有选择的扩充，还应该加入信用评分和出具立信报告的功能。同时，资信评级、保理等信用中介结构的进一步市场化是行业发展的关键。还有，要发挥失信惩戒机制的巨大威力，应该把交易双方的失信者和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失信行为，扩大为失信者与全社会的矛盾，使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难以在以信用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立足。
第三，不忘扩大对信用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是信用服务中介机构持续生存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除了对发行企业债券有评级要求外，使用信用产品的领域很少。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在项目审批、人才聘用、日常监督、资质认证等工作中，推广使用专业信用评估机构出具的信用产品及信用报告。从供给方面，应该鼓励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信用产品。
最后，要注重信用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目前我国多所院校已开设信用管理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方面，信用管理师已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列为新职业之一，相关的培训项目也已经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让红色短信文化涵养生活
十几年前，一位名叫尼尔·帕普沃思的人，用电脑键盘给朋友的手机上发出了一条“圣诞快乐”的祝福短信。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有意思的是，对比世界上第一句电话通话内容“沃森先生，过来一下”，这条短信传递出的却是节日气氛。因而从手机短信诞生的一开始，似乎就预示着一个承载情感与传播文化新载体的到来。
今天，手机短信的功能已被广泛应用，手机短信也以其独特的交流方式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因素”。而承载了情感与文化的短信传播，更深刻影响了人，乃至改变了人。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面对已突破53亿的手机用户，面对持续攀升的全国短信发送量，面对手机日益成为一个文化场、思想场、舆论场的局面，面对手机短信媒体化特征日益明显的趋势，面对年轻人偏爱发手机短信的情势，我们又岂能不深入发掘这样一个优秀的交流沟通的新载体？岂能不引导这样一个庞大的传播思想文化的新市场？
因而，我们不仅需要倾力弘扬健康、积极、向上的红色短信文化，以挤压不良短信生存空间，净化短信文化市场，更需要持续打造优秀的红色短信文化，使其成为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涵养滋润人们的社会生活。
一条短信，常常改变一种思路，影响一种心情。试想一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抑或在空虚无聊之际，读到那些健康、积极、向上的优秀短信，是否或有笑，或有泪，或有思悟，或有振作？优秀健康有益的短信源源不断地产生和传播，对人们的生活必有增益，对人的心灵必有净化，对人的文化素质必有提高，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文化风尚。
“红段子”的风行表明，相比“黄段子”、“黑段子”来说，公众对健康积极向上的短信有一种内在的需求。而就转发与原创而言，公众的原创热情与水平令人惊叹。如此众多的人参与各种“红段子”大赛和e拇指短信文学大赛，参赛作品中有如此多的颇有才华的短信，使我们看到，公众是短信创作的巨大源泉。
或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激起他们真正的短信创作热情的，是“红段子”和e拇指短信文学大赛的主题给公众打开了一扇心之门，使公众愿意倾诉，愿意表达，愿意交流。从大众情感话题，到社会关注热点，从请打工者一吐酸甜苦辣，到请热爱家乡的人一表对脚下这片热土的一往情深，再到对生活的观察、提炼与哲思，莫不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和表达欲望。公众积极创作优秀短信的本身，就是主流文化在润物无声地涵养公众生活。
从心灵里面流出来的真情文字，必定能流进心灵里面去。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真挚感受，必定让人有所共鸣，有所启迪。短信以中国文字特有的张力和魅力，以其所具有的独特而微妙的表达方式，最容易体现一个人的志趣、品位与文化的内涵。而短信文化的平民性、大众性，决定了它对公众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只要我们搭建好红色短信创作与传播平台，继续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健康优秀的短信一定能够从公众中来，又能够回到公众中去。
不可夸大从“dragon”到“loong”的文化意义
前段时间，社会上就有议论，中国“龙”译为“dragon”不妥，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此一词是“恶魔”的象征，与“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不相称，容易造成国际上的误解。一时间，关于更改译名的讨论在媒体上着实热闹了一番，人们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的苦心也令人印象深刻。
这股热情至今不断。有关更名的呼声再度响起——《首届中华龙文化兰州论坛宣言》提出：“中华龙与西方文化中的龙‘dragon’完全不同。中华龙形象神奇，主要象征正义与吉祥；西方的‘dragon’外貌丑陋，猖狂肆虐，主要代表邪恶与祸祟。因此，应将‘dragon’直译为‘獗更’，将中华龙英译为‘loong’以示区别。”宣言还说：“龙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象征、中华儿女情感的纽带。融合、团结、创新、奋进是龙文化的显著特征。弘扬龙文化，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团结海内外华人、促进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从媒体提供的这些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更名倡导者对“龙”及其象征意义所作的高度评价。寄望越厚，自然越为敏感。“龙”的译法俨然成为事关民族与国家荣辱的重大事件。
诚然，由于历史和文化差异，文字互译难免出现偏差、错漏、不当等情况，而适当的修正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歧义、误解，有利于文化交流，增强不同社会之间的理解和互信。将“dragon”改为“loong”，目的也就在于消除不同文化传统下有可能发生的误会。就此而言，更名毫无疑义。不过，如果将更改的理由和意义放得过大，阐释过多，反而是一种不太健康的文化心态。“龙”也好，“龙文化”也罢，附着其上的符号、观念、价值、情感、习俗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都是中国人在长久的社会生活中衍生出来的。没有谁能够相信，只通过了解一种文化的某些象征，就能抓住该文化及其名义下真实社会生活的全部。西方人对“dragon”的坏印象，固然对他们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可能有一点妨碍，但不至于当我们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时，他们就会武断地认为我们的文化崇拜邪恶，就是坏的。除非有人蓄意无理取闹，否则，任何一个想认真了解中国的人，都不会只从一个单词里获取真相。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别人国徽上的“鹰”图案而认定他们的文化充满暴力一样，别人也不会仅从“龙”来判断我们。文化差异会产生误判，但若将外人的眼光看得太低，其实表明我们有些人的胸怀还不够开放，对自己的文化还不够自信。
事实上，了解一个社会及其文化，最重要的方法不是看那些显而易见的符号，而是看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的行为风貌更能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个社会的文化品质。
“泛娱乐化”现象反思
国家广电总局对某些低俗节目连下禁令，“泛娱乐化”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荧屏比前一段干净了许多，世人皆拍手称快。电视业内受到了很大震动。
所谓“泛娱乐化”现象，指的是电视媒体制作、播出的格调不高的娱乐类、选秀类节目过多，人为制造笑料、噱头、“恶搞”、“戏说”过滥，连新闻、社教类节目也掺进“娱乐”元素，甚至用打情骂俏、大话“性感”、卖弄色相的情节和画面来取悦观众。这种“泛娱乐化”现象，是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度泛滥荧屏的一股浊流，它严重地败坏了电视媒体的形象，损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影响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健康。目前，禁令之下，此风有所收敛，但作为电视人，应当从中深刻反思：为什么会出现“泛娱乐化”现象？怎样才能防止“泛娱乐化”现象在电视屏幕上的回潮？
首先，应该破除“迎合观众情趣”论，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和健康的情趣引导人。有人说，现在观众的欣赏情趣就喜欢这样，你搞“正统”、玩“高雅”，没人买账。这种消极被动地迎合少数观众欣赏情趣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媚俗。电视媒体宣传什么，弘扬什么，决不能仅仅取决于少数观众的爱好，而是要首先取决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那种迎合少数观众“娱乐”情趣的做法，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行为。其实，广大人民群众对前一段电视屏幕上的“泛娱乐化”现象是非常反感的，对弘扬主旋律、格调高雅、倡导积极向上精神的娱乐节目是十分欢迎的，大多数观众的欣赏情趣是健康、文明的。即使对少数观众不太健康的欣赏情趣，电视媒体也有正面引导、逐步提高的责任。如果以低俗之风来迎合低级趣味，岂不是造成观众欣赏水平越来越下降的恶性循环？
另外，要破除“经济效益至上”论，坚持把电视节目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力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说到底，导致“泛娱乐化”现象充斥荧屏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驱动。有人讲，说一千，道一万，节目收视率上去了才算“好汉”，“赚钱才是硬道理”。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有害的。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行业具有社会公益事业与文化产业双重属性，要在完成党和政府赋予的宣传任务的前提下，积极搞好创收，壮大经济实力，发展和完善自己。在这里，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提高经济效益要服从、服务于提高社会效益。那种企图通过搞“泛娱乐化”节目来吸引观众眼球、片面追求收视率、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颠倒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位置，违背了发展社会主义电视文化产业的原则。
节目收视率是要考评的，但是“唯收视率”是不可取的；经济效益是要努力提高的，但是决不能把电视节目混同于市场流通领域里的普通“商品”，决不能以牺牲节目品位、牺牲社会效益、牺牲媒体形象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一定要摆正“两个效益”的位置，清除“泛娱乐化”的影响，不断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努力创作出“两个效益”俱佳的电视节目。
从传统文化寻求创新动力
长期以来，民族传统文化在我国建设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在我国的文化生产中就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作品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得灵感的，简直不胜枚举。
但不能讳言的是，就现实情况来说，在当前我国的文化生产中，民族传统文化所实际发挥的作用与它可能的潜在价值，相去甚远。日本文化产业的一个例子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一家实力二流的日本游戏公司，长期以来依靠开发与中国三国文化有关的游戏作品为生。它的一款《真三国无双》系列游戏2000年至2005年间在日本国内的销售额就达到300亿日元。而该公司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在日本产业界绝不是什么另类的特异个案现象。反躬而自问，我国文化产业界却没有哪一个作品达到了相类或接近的开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