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32年5月。
［创办地点］上海。
［创刊背景］
《现代》文学月刊，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前两卷由施存蜇编辑，第3卷起由施蜇存、杜衡合编，第6卷第1期以后由王馥接编，1935年出版到第6卷第4期后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该刊是一份走中间路线的刊物，其作者队伍相当广泛，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冯雪枫、郁达夫、巴金、老舍、叶圣陶、戴望舒、施蜇存、沈从文、周作人、穆时英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作品。这便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界一份有较大影响的刊物。
［作者施蜇存小传］
（不详）
［创刊词原文］
创刊宣言
本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同人杂志。
本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焦点评析］
《现代》是当时上海唯一的文艺刊物。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的《创刊宣言》，说明了这个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志”。又申明这个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这些话，只是间接地说明这个刊物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倾向，刊物的撰稿者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家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它可以保证不再受到因出版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而招致的经济损失。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阵营中的文艺刊物几乎都是同人刊物。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一个学会或一个社，办一个刊物，为发表文章的共同园地。刊物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刊物就办不下去了。《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子。当时施蜇存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施蜇存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就可以把施蜇存辞退，另外请别人编辑。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代》绝不可能编成一个有任何政治或文艺倾向的同人杂志。
但是，许多人一向看惯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花镜，对于主编《现代》的施蜇存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宣称“不是同人杂志”。但实际并非如此。早在1934年。已经有人讥讽这个刊物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混血儿。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来评论《现代》上发表的创作小说，好像巴金、沉樱、靳以等作家的创作都是遵循“第三种人”的理论创作的，显然他也把《现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了。施蜇存曾在1983年撰文称：解放以后，有些文学史家、理论家，提到《现代》，有的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刊物”。有的说是“一度以三种人面目出现”，有的说它“提倡所谓‘现代’观念”。
《现代》共计出版三十四期。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是施蛰存主编的，它们可以代表施蛰存的文艺态度。第三卷第一期起，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十九期，是施和杜衡（苏汶）合作编辑的。第六卷第一期出版后，施和杜衡都辞去了《现代》编务，并脱离了现代书局。书局也经过改组，换了老板。《现代》由国民党派来的编辑徐朗西主持，出了三期，维持不下去，随着现代书局的歇业而废刊了。由此可见，像《现代》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刊物，也还要在挣扎中求生存，并最后还是为国民党所不能容。
对此，我们要问：
文艺是什么？文章是什么？它就象一个美人头上的花。美人有多美，花就有多美。当这个人不再美时，花也就谈不上花了。所以，这个人是花美的源泉。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当她历经炮火，满目疮痍的时候，她的花朵——也就是文章还会美艳绽放吗？
《现代》书刊在这种背景下，没有政治倾向性，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宣传，只为求得生存。但是结果还是在政治硝烟弥漫的战场中死掉了。
这朵硝烟中的花是不可能生存的。因为不可能有不为某种社会服务的文学。既然有社会，就存在政治。不参与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不是吗？看，《现代》书局蓬勃旺盛的时候，是不是国民党来介入，结果将其扼死。政治是回避不了的，这就是铁的现实。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吴淞发动了侵略战争。以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推进。由于蒋介石的畏敌保命，不惜卖国投降，不久就和日本军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了战争。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但使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都遭受到很大的破坏。所有的文艺刊物几乎都停止了。
日本军队撤退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文化出版事业开始复兴。
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以发展书局的营业。这家书局，在“一·二八”战争以前，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刊物，如《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被国民党官方禁止了。在官方的压力下，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这个刊物，幸而被日本侵略军的一炮轰垮了。
现在，这两位老板，惊心于前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于是他们物色到施蛰存。据施说：“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有过编文艺刊物的经验，他们以为我是最符合于他们期望的编者。当时，我和朋友们办的水沫书店已受战事影响而歇业！我闲着无事，就接受了现代书局的邀请，为该书局编辑一个大型文学月刊，刊名就叫做《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