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士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之外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至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李岘传》曰：“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中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托之门，而启受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堕，吏治堕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岂若廓然大公，使人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令，宜诏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有明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时之敝，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举债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尝暂一行之于岭南矣。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伏以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人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时之弊是北资。臣当管二十二州，惟韶、广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为敝法而改弦者矣。处台衡者，其可不用读书人哉。
掣签之法未行，选司犹得意为注阙，虽多有为人择地，亦尚能为地择人。自新法既行，并以听之不可知之数，而敏剧之区，有累任不得贤令，相继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为尝试。昔唐皎为吏部侍郎，当引入铨，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言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史书以为讥笑。以此用人，岂能致太平之理哉！《实录》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蕲之广济，请终养。诏改麟为蕲州府知府，俾就养其母。圣主之兴，坦怀待物，其所以劝群臣者至矣。
万历末，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其文仿《毛颍传》为之。谓签对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选，下而乡会议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晓人，可谓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厌纽，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选人乎？
唐时所谓铨者，有留有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宋白曰：“长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选，放者不得入选。已定注，则过门下、侍中、给事中按阅，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云中，以宋瓃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宋时此法犹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诏未铨试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禄，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于后魏崔亮。今读亮本传，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传曰“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众情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沈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论章句，不及治道；产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于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谁复修厉名行哉！’亮答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时徼幸，得为吏部尚书。常思同升举直，以报明主之恩，乃其本愿。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古今不同，时宜须异，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史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惟可彍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垂组乘轩，责以治效，是所谓未曾操刀而使专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千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产铸刑书以救敝，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犹是也，但令将来君子知吾意焉。”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自亮始也。然观其答书之指，考其时事，由羽林之变既姑息于前，武人之除复滥开于后，不得已而为此例。今也上无陵压之勋人，下无噪呼之叛党，何疑何惮，而不复前王之制，乃以停年为断乎！
《魏书·辛雄传》：上疏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将为乱，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呜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欤？
《北齐书·文襄帝纪》：“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后，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进者众，选人渐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为司列少常伯，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官资高下升降，以为故事，其后莫能革焉。至玄宗开元十八年，行俭子光庭为侍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亲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这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资之制大抵皆本于光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