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
刘少奇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现实社会问题，尤其喜欢带着问题读书。他认为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理论，离不开研究历史。
心怀天下、向书中寻找答案的“刘九书柜”
1960年10月，刘少奇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议声明上签字。
刘少奇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现实社会问题，尤其喜欢带着问题读书，富于革命理想。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虎狼当道，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境地。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他内心极其愤恨。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刘少奇认真学习，发愤读书。当时他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传播新思想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外，还广泛阅读了我国历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和历史书籍。家里的书看完了，就到藏书较多的周家去借，每去一次就抱回一摞书。有时到熟人家中，一看到没有读过的书，也千方百计借来阅读。同学周祖三的父亲见他整日废寝忘食地读书，又排行第九，就满有意味地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刘九书柜”。虽然乡里有些人对刘少奇如此舍命读书很不理解，但他的父亲对儿子的行为却很支持，经常夸赞他说：“三个屠夫就讲猪，三个秀才专讲书，历来如此嘛！”
他十二三岁以前，每年基本上读一个不同的私塾和学堂，有时是因为学费原因，有时是因为他把学堂的功课学完了。他在上学期间读过很多的书，从四书五经到后来进入宁乡的玉潭中学能够接触的一些比较新潮的书。他读了岳飞、班超、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传记，非常佩服他们，还读了《华盛顿传》、《富兰克林传》等外国名人的传记。在这些伟大人物的激励下，刘少奇立下了救国兴邦的宏志，并把学名“渭璜”改为“卫黄”，意思是保卫我炎黄子孙。
在读私塾后，刘少奇先后在宁乡玉潭学校、宁乡驻省中学、湖南陆军讲武堂、长沙私立育才中学、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上海外国语学社、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由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
1921年，为了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刘少奇决定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去。他先在上海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俄文和马列书籍。
萧劲光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刘少奇的好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上海学了八个月的俄文和一些马列书籍”。
“我和少奇同志到俄文班不久，就加入了工读辅导团。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衣着朴素，举止端庄，态度严肃，从不开玩笑。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
“少奇同志和我们十多个青年，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聚集在上海学习俄文，准备出国。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并不很了解，只知道在那里工农当家作了主人，劳苦大众彻底得到了解放，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苏联政府关于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也于1920年初传来中国。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着我们。到俄国去，学习革命的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这就是当时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共同想法。由于目的明确，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
“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做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竿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请人来演讲。我记得常来讲课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他主要讲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本马列书籍，书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像。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到苏联莫斯科后，刘少奇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这里，他读了马克思的大量著作，为日后成为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那时，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很艰苦的。萧劲光回忆说：“我们在苏联学习这一段生活是很艰苦的，同时还有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捣乱破坏。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在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做工……每天也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四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搂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一双，皮鞋重得很，穿起来大一截子，鞋尖向上翘起。冬天穿一种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红五星。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在艰苦的学习条件下，当时的中国学生中有少数人因受不住那个苦，想退学。可刘少奇一直表现坚定，毫不动摇，对自己要求严格，对革命充满信心。
从苏联回国后，刘少奇奔走于安源、广州、上海、武汉等地，领导工人运动，成为闻名中外的工运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创立和扩建华北、华中根据地，在敌后开拓了新的局面，其后受命于危难，成功地整建了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挫折的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代主席，先后主持制定华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和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针。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从来没有放松过看书学习。抗战时期在他身边工作的武新宇回忆：刘少奇多年来养成了每天读书、写作到深夜的习惯，对重要的问题常常到院子里踱来踱去，反复思索。晚上我们睡了，他还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再去写东西。常常我们一觉醒来，他的屋里还亮着灯。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时刻思索着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治国良策。他努力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刻、大胆的探索，成为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之一。
刘少奇喜欢研读古代那些优秀政治家的文章，尤其欣赏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认为古人能做，难道共产党人还办不到吗？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当选当天，他回家时，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按说，成为一国元首，心里本该高兴才是，但由于当时农村情况不好，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已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喧嚣日益加剧，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肩上扛着千斤的重担，所以，他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心里装着人民的苦乐。正如他平时所说的：“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道：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二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说：他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上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刘少奇在战争年代长期练就的本领。他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或中央有其他重要通知需马上向他报告外，一般不太急的事，都是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的。
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理论
印度驻华大使曾向埃德加·斯诺评价说：“刘少奇首先给人一个平凡的表面印象。五分钟的谈话展示了这个人具有极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很快地看出问题的核心并能做出有力和周密的简练回答。”刘少奇的这种素养与他长期喜欢带着问题读书的读书方法和大量阅读理论是分不开的。
据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回忆，刘少奇读书有个特点，就是认真、细致，喜欢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凡是他读过的书，往往有眉批、尾批、圈圈点点，重要的地方还夹上小纸条，以备日后查看。
刘少奇认为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理论，学习理论是革命斗争之必需，所以，他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他说：我党从诞生时起“即投入实际斗争……在这样紧张的斗争环境中，有一件事，如读书、研究理论、唯物史观，二十多年就弄得不清楚，理论准备不够。”他还说，从我们整个党来说，理论是成熟的，“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做得很成功”，“但从党员干部来说，是理论水平不高的。”我们必须克服这一根本性的缺陷，才能适应当前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刘少奇还强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国，事情更艰难了。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作为党内著名理论家的刘少奇，并不是一个只知死读书的书呆子，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从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他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在党的建设、工人运动、白区工作、经济建设等方面，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重要建树。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党建的理论瑰宝。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刘少奇借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来说明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一个修养的过程。又借用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来说明锻炼和修养的重要性。文中大量的引经据典不但说明了刘少奇广泛的阅读涉猎，也证明他是一个把书本和现实相联系的智者。
1958年以后三年，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刘少奇时刻关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疾苦。
王光美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大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上发了一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给王光美，刘少奇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最先读完，还加上了很多结合当时实际的批语、记号。
毛泽东曾于1958年11月给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后来，他又一再号召读书，要求大家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意在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刘少奇早就想对照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钻一钻这本书，可是平时杂事不断，难得静下来。
1959年11月1日，刘少奇到海南三亚休病假。刚休息了两天，刘少奇就把随行人员召集起来，结合1958年社会调查研究的材料，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四、五、六、七分册。他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们大家都参加，共同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为了帮助辅导，他还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请来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家做老师。当时主持广东工作的陶铸、林李明也应邀常去参加学习。
在第一次学习会上，刘少奇谈了要求：“今天，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了，我先谈几点建议：第一，学习讨论会采取座谈方式，大家要踊跃发言，有话就说，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也可以开展辩论。第二，在学习会上，不分上下级，大家都是学员，不要怕说错话。第三，既要学习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第四，苏联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他们根据自己经验总结的，不是普遍真理。我们只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学习。有些内容比较难懂，有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向两位老师请教。第五，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不要到处讲。如果要讲，只能当作个人的意见，错了自己负责。因为我们是研究问题，不是做出的决议，更不是下定论。”
刘少奇的这个开场白，明确了目标，也消除了大家的顾虑。
从1959年11月1日至26日，在海南26天，刘少奇戴着花镜一字一句地啃，在书上多处圈圈点点；讨论时，他又讲了许多独特的见解，还经常向大家传授学习经验和方法。对一些难懂的章节，他就请两位专家反复讲解，直到大家弄懂为止。
刘少奇在这段时间里，查阅了许多资料，还和陶铸、林李明、薛暮桥、王学文等讨论当时国民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和解决办法。刘少奇联系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的认识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意见，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对推进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人们把这次学习称作“海南读书会”。
11月26日，刘少奇结束休假学习赶赴杭州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不过，刘少奇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事，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他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带了一些人到上海住下来，阅读讨论苏联的那本教科书。接着，周恩来、李富春约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长一起住到广东从化，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了一遍。一时间，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研读政治经济学蔚然成风。大家都希望通过看书学习，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据王光美回忆，在开展工作时，刘少奇往往是先下去听汇报、调查研究，把实际中遇到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做出回答，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报告，往往都是这样写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为国为民担忧，四处奔走，体察民情。1961年春天，他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等地作了历时44天的农村考查。从调查中，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面打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报告，一面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浮肿病院里，刘少奇看到因饥饿而全身浮肿的村民，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公开向干部和社员们讲，“四十年没回家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工作没做好，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大家”！他依靠群众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以纠正错误，并严厉批评了一些干部：“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这是很不好的风气。”正是因为刘少奇亲自作了调查研究，摸清了真实情况，才有了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那个扭转三年困难局面的精彩报告。
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历史
要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离不开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可以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刘少奇不光十分重视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而且还十分重视历史书籍的阅读。
1948 年7月1 日，刘少奇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历史就进入了新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党为中坚来发展的。中共的胜利或失败，前进或后退，都代表着中国的胜利或失败，前进或后退。中共前进中国也前进，中共后退中国也后退。如果不了解中共历史，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近代史。所以，今天我们干部如何研究与了解我党历史，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了解党如何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了解中国近代是如何发展的，此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作为马列学院的院长，刘少奇要求干部们要重视学习历史。1948 年7月，为加强历史的教学，刘少奇指示马列学院专门成立了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世界近代史与中国历史教研室，请著名的学者张如心、陈昌浩、吕振羽、胡绳等主持这些教研室的工作或讲授这方面的课程。
刘少奇不但要求干部们学习历史，而且身体力行，挤出时间阅读历史书籍。1951年秋，刘少奇由于日理万机，身体非常虚弱。医生们要他休息一段时间。毛泽东知道后非常关心，要他去杭州休假一个月，他希望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时年53岁的刘少奇特意带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厚厚的有好几本。每天早饭后，除了在住处附近散散步之外，便是戴着老花镜阅读此书，每天学习不少于10小时。在休假的一个月里，他靠着顽强的毅力，硬是系统地读完了《中国通史》。
刘少奇喜欢带着问题读书，他的阅读非常广泛，他的藏书因此也非常多。在刘少奇纪念馆里，收藏和陈列着王光美于1992年捐赠的刘少奇生前的上万册藏书，内容包括马列与毛泽东著作，法律、军事、外交、宗教、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以及少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见证了一代伟人刘少奇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勤奋读书的人生经历。毛泽东就非常佩服刘少奇带着问题读书的读书方法和读书精神，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