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喜欢睡前读武侠小说，他曾对金庸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邓小平对聊斋的喜爱是很明显的，夫人卓琳说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外出时还带《聊斋志异》；他还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有空了就会看。在“文革”，邓小平曾被下放到江西，但他并未消沉，除了劳动，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这几年的读书和思考为后来他的复出和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
睡前爱看武侠小说
邓小平很会挤时间看书。他习惯利用睡前时间看武侠小说就是一个证明。
邓小平看武侠小说，只限于午睡、晚上睡觉前的半小时，其他时间从来不看。出差到外地，他也会带上武侠小说，临睡前依例要看一看。
邓榕说：“父亲睡前爱看武侠小说，是贪它不用动脑筋，看得轻松、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实际上，书中的人物、情节、结局，他一个都没有记住。为了试探他，我们有时把上个月他刚看完的武侠小说又放在他的枕边。结果，上床后，父亲照样拿来看，而且看得津津有味，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是上个月刚看完的‘旧书’。”
据《文汇报》报道，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20世纪70年代，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内地尚未公开发行。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对其爱不释手。可以说，邓小平是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
1987年4月，邓小平在读报。
1978年，邓小平在广州接见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武侠小说作家金庸。
多方面的信息证明：邓小平非常喜欢武侠小说。护士郭勤英说：邓小平喜欢看的武侠小说，都是港台作家写的，像古龙、金庸和梁羽生的，邓小平都看过，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
邓小平爱看武侠小说，并因此对武侠小说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4年，香港太极派拳师吴公仪，澳门白鹤派拳师陈克夫，各自宣称其本派拳技之优点，相约在澳门比武，引起了香港民众的普遍关注，武侠开始流行。其后，梁羽生和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武侠小说。1972年9月，金庸宣布“挂印封刀”，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此后，他花了十年时间，整理共15部（包括一个短篇《越女剑》）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1981年，金庸先生被邓小平接见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专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邓小平读武侠小说并非完全是为催眠和消遣，他能够将自己的命运联系书中人物的命运思考人生，获取人生的精神力量。1981年，他会见金庸时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事实上，金庸也曾感慨邓小平像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他曾感慨说：“我这辈子最佩服邓小平！”“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众所周知，金庸是蜚声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家，他曾用一支笔创造了许多英雄大侠，《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就是其中之一，在金庸眼里，邓小平就是郭靖式的英雄人物。
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立《明报》。金庸亲自动笔撰写社评文章。由于针砭时事，观点鲜明且文笔老辣，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明报》也因此一时“洛阳纸贵”。金庸写的社评多与内地有关。内地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等，金庸都有剖析得失的文章，对历次运动中挨整被贬的彭德怀、陈云等人常有不平之论。1966年“文革”兴起，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整个国家陷入动乱。金庸在《明报》公开抨击“文革”，为“走资派”鸣不平，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为此，金庸被“四人帮”诬为“反动文人”。
“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金庸曾对记者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金庸听说邓小平对各种批判毫不理睬，对“四人帮”的围攻不动声色，使对方气急败坏，称赞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如此丰富的斗争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复出，大力主张经济建设。金庸在《明报》支持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使金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邓小平读武侠小说还读出了政治活动和统一祖国的新思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通过会见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金庸？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同时，金庸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1973年春，金庸曾应邀去过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见他，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响应国际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因此，金庸对其保持了一定的好感。此行金庸还走访了金门前线，那里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地底坑道纵横，坦克车通行无阻，一片肃杀之气。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金庸感叹：“我这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中共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接到访问内地的邀请时，金庸修订《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的工作已近尾声。接到邀请后，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他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即武侠小说家金庸。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香港同胞，在当时引起了世界轰动。
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准备迎接金庸。一见金庸，邓小平立即上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随后，两人走进福建厅会谈。邓小平见金庸身穿西装，就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咱们不用拘礼。”
一位是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二十多年社评的政论家，两人坦诚地交谈，涉及到不少尖锐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当时，邓小平通过会见金庸，让港、澳、台湾和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了解得更详细，有助于更广泛的大团结，有助于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谈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
一个小时后，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三天就全部售空，连续加印了两次。
被邓小平接见后，金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祖国统一的事业中。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爱看鬼书的改革家
晚年的邓小平在家中看报纸。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提到这句话，我们就会马上想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句话，被人称作“猫论”，蜚声中外。这句话很朴素，但朴素中却透着深刻的真理，它指导着中国一路高歌猛进，走向富强。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比喻，然而你知道邓小平这句话的提出是受了什么书的影响吗？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曾经说起过邓小平最爱的书，她说邓小平“喜欢看写鬼的书”，尤其是《聊斋志异》。邓小平本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他怎么会爱看鬼书呢？那邓小平从鬼书中读出了什么？
《聊斋志异》是清代的短篇小说集，它是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的意思是记述，“异”的意思是奇异的故事。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多数作品都刻画了鬼狐，很诡很奇。它还将历史传记和“传奇”结合，在190余篇作品的篇末缀有“异史氏曰”，大家都知道《史记》里常有“太史公曰”，“异史氏曰”与其很类似，都是作者对于通篇的一种评语。
邓小平对聊斋的喜爱是很明显的，夫人卓琳说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外出时还带《聊斋志异》；他还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有空了就会看。
《聊斋志异》虽然是在谈鬼说狐，但却很具思想价值，通过鬼狐不仅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还有的作品阐释了许多寓意和哲理，比如邓小平最爱的几篇《画皮》、《口技》、《驱怪》等。邓小平爱看鬼神，但从中看出的却是人生，看出的是哲理。
《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就是猫的意思。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这里我们就可见《聊斋志异》对于一代伟人的影响！这些哲理不仅影响了伟人的思想，还通过他的实践影响了中国。
初次提出“猫论”，那是1962年7月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如何恢复问题时，邓小平做了讲话。这次讲话整理收入《邓小平文选》（1938—1965）里，文名为《怎样恢复农业生产》。当时的情况是，我国国民经济还没有渡过三年困难时期，怎么样把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恢复起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邓小平生动又朴素地提出了这个比喻，他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当时，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这些形式尽管受到农民欢迎，生产也有恢复，但在当时都是不合法的。邓小平对这个“不合法”不以为然，他说“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而应当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黄猫黑猫”这个比喻，生动形象，朴素中蕴含着深刻。
邓小平1962年的讲话，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错误地批评为“刮单干风”，到了“文革”时期，更把“猫论”指责为“唯生产力论”狠加批判，不过这些都未能阻止这个著名论断的广泛流传。
改革开放之后，“黄猫黑猫”又被提起，并衍化为“白猫黑猫”，受到广泛的认同和赞成。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让三十年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薄一波曾问邓小平现在对“猫论”怎么看。他回答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邓小平的这两句话，道出了这个比喻的局限性。他说这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所以就不宜任意地到处套用，要实事求是。如果现在把这个比喻理解为：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发展生产就行，那就与作者的原意大相径庭了。与时俱进，我们更应该理解为只要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他从鬼书中读出了人生，从书中读出了中国发展的大思路。
邓小平并非为了看书而看书，他的读书并非完全为了消遣，他能够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这种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在“文革”中坚持读书学习
1984年8月22日，毛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江西的日子里》，作为对父亲邓小平80岁生日的贺礼。邓小平看后，在报纸旁边写上：“看了，写得真实。”
在“文革”，邓小平曾被下放到江西，但他并未消沉，除了劳动，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这几年的读书和思考为后来他的复出和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9年10月至1972年11月，受到错误批判的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
1969年10月22日清晨，邓小平夫妇早早起来，与继母夏伯根和女儿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到了沙河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再说。
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住的小楼。从1969年10月起，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多的谪居生活。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当邓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起来，任务是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
10月26日下午四时，邓小平一家四人离开滨江招待所，由江西省革委会安排，前往他们在江西的住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住的小楼。
步校小楼的正面。楼上阳台里面是邓小平夫妇的卧室，右边一扇窗内是起居室。
卓琳回忆说，在新建县的三年里，邓小平每天参加劳动，看书、看报、听广播，密切关注形势。
当时，邓小平虽然失去了自由，却有了难得的读书的好机会。从北京到江西，几年的时间，他通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的历史著作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和其他各种名著。后来，毛毛在文章中回忆道：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邓小平、卓琳）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有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和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步校小楼内楼上的起居室，每天晚饭后，邓小平在此和家人听广播、看报纸、做家务。
在江西，邓小平夫妻俩每天上午工作，每天下午在园中耕作、做家务或读书学习。每天晚上8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邓小平睡前还要看一个多钟头的书。
毛毛、邓林后来回忆说：
父母亲每日上午去工厂劳动，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以后，下午在家干些家务活儿。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就过去了。简简单单吃过晚饭后，三位老人洗碗擦桌扫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一个装着纱窗门的碗柜，把火封好，把灯关上。一切安顿完毕，回到楼上，父亲看报纸看书，妈妈和奶奶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每晚八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十点钟，大家散伙，准备睡觉。父亲躺下来后，还要看一个来钟头的书，然后关灯。长年以来，父母亲的生活一直规律，在这里，他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
196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信报告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们10月22日离开北京，当日到南昌，住军区招待所四天，26日移到新居，房子很好。移住后，安排了几天家务，买了些做饭的和日用的家具。11月9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虽然到了离京千里之遥的江西，邓小平仍像在北京时一样，用通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一线联系。
随同这一封信，邓小平另外写了一封附函。函中提出：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书籍差不多全未来，原说由火车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请方便时告诉我们。”
步校小楼中邓小平夫妇的卧室。每晚睡觉前，邓小平要在这里看一两个小时的书。
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看了。关于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办。不久以后，所有的行李和书箱全部运到了江西。
在别人的帮助下，邓小平夫妇把那几个沉甸甸的大书箱搬到楼上，撬开钉子，打开木板盖子，掀开盖在上面的报纸，一本本新旧不一的书呈现在眼前。“这是多么珍贵的书呀，这是千里迢迢从北京运来的书呀。有了书，生活的内容，顿时增加了不少的色彩。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
1970年9月份，邓小平从新闻中听见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邓小平便于9月13日给汪东兴写信，信中写道：“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随后邓小平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毛毛和邓林后来回忆说：值得回忆的是，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父亲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在江西那种被软禁的环境里，政治消息极其闭塞。1971年10月1日，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诧异。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父母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在家中等待父母时，因不知是福是祸，真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父母二人回来了。因监视的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母亲把我拉到厨房，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又无法发问。直等监视的人吃饭去了，我们全家才聚到一起，听母亲讲述文件内容。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的自我灭亡，在历尽艰难的“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无疑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
“小平小道”。
以上信息表明，邓小平在江西，除了劳动和家务，他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了看书、看报和听广播上。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即将回京工作，他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屈指可数，决定抓紧时间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于是，夫妇再下赣南。在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邓小平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卓琳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
邓小平每天往返于从住地到新建县拖拉机厂一条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风雨无阻，他在这条道上体味着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后来这条小路被称为“小平小道”。
卓琳说，通过三年的观察、读书和思考，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于他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邓小平在逆境中不低落，而是把逆境当成读书的好机会，这种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