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读出了历史教训，并警告全党要戒骄戒躁。他读到《三国志》中的《吕蒙传》时，读出了领导干部需要加强学习的紧迫感。毛泽东终生博览群书，“三复四温”、“不动笔墨不读书”、“问学”、“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学以致用”是他主要的读书方法。在政治上失意时，在长征中，毛泽东也不忘读书。他还很注意教育、影响领导干部要重视读书学习和写作。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后，以李自成为戒，向全党发出警告，要戒骄戒躁，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当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了战争的压力，也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党员思想必松懈，继尔形成惰性，当享乐成风之时，你怎么解决权力腐败，跳出这个政党存亡的周期？”黄炎培这样问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民主’，即人民群众的监督。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说明，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对未来的政权可能面临的权力腐败问题有了高度的警惕和思考。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简陋的飞机场迎来黄炎培等几位前来了解边区情况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爱国、爱民，爱憎分明，曾对袁世凯、北洋政府乃至蒋介石对他的封官、许愿都一概不就。因此，毛泽东对黄炎培十分敬佩。毛泽东用三个晚上和黄炎培促膝谈心，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借此机会，黄炎培提出了以上那个在他心中困扰已久的问题：历史兴亡周期率（“黄氏周期”问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著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以李自成为鉴，要求共产党人知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涿县秘密乘专列进北平。
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他对李自成进北京是了如指掌的：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中旬，李自成的部队进逼北京城，十八日夜崇祯皇帝自知穷途末路，残杀宫中数人后，登上煤山自缢身亡。十九日，李自成就进入了北京，是日德胜门、朝阳门、正阳门、宣武门、阜城门，皆大敞开。午时，38岁的李自成头戴斗笠，身披缥衣，乘乌驳马，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北京群众焚香结彩，夹道欢迎，各家门上贴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标语，迎接这位黄土地上孕育的陕北汉子。
李自成进北京后，立即住进了紫禁城，登上了金銮宝殿。此刻，陕北人在北京出尽了风头。
毛泽东想的很多很多。他也是从陕北这块黄土地上出发的，现在进北京，是应该吸取李自成的教训，使国家长治久安，万万不可匆匆进京，再匆匆撤离。
临行前，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进北平后没有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也没有立即住进中南海。他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颐和园小憩后，下午5点，乘车去西郊机场，由叶剑英陪同，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检阅了部队，并在西郊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晚上进驻香山。据说，毛泽东一踏上北平的土地即流下了两串晶莹的泪珠，他胜利了！
住进香山的毛泽东，考虑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蒋家王朝彻底埋葬。
住进香山的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建立和巩固政权，要人们莫蹈李闯王的覆辙。
“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毛泽东不愿学李自成。毛泽东时时以李自成为镜子，防止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变质、干部腐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毅然杀掉了像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腐败分子。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对两名大贪污犯——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原任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执行死刑。两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入党、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立过汗马功劳的高级干部，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利用职权大肆贪污盗用公款，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蜕变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判决以前，有人曾找毛泽东“说情”：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既深谋远虑，又斩钉截铁，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当年，刘青山曾口出狂言：“老子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刘青山与刘宗敏显然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功劳显赫，但又骄傲腐化。然而，毛泽东不是李自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驻北平“赶考”执政以后惩治腐败的“第一枪”，在当时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强烈反响，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了防微杜渐、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崇帧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帧，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对于一个执政党，在胜利面前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非常重要。
对于一个团队，一个管理者，也同样重要。
任何一个团队和管理者，都有取得暂时胜利的时候，如果能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戒骄戒躁，才能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否则，就可能迷失方向。
兵败身死的李自成不时在警醒毛泽东
毛泽东在读书。
事实上，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李自成起义和兵败事死的事迹。
李自成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府米脂（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出身农民家庭，童年时曾给地主放羊，干过驿卒。他于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农民起义，勇猛而又有谋略，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干将。在1636年高迎祥牺牲以后，李自成继称闯王，与明朝军队交战时胜时败，有几次溃退时曾欲自杀。特别是1638年在潼关惨败，他命运危厄，仅率十八骑突围，潜伏于豫陕边界的商洛山中。直至1640年以后，李自成采纳和实行了好施尚义、通文晓武的李岩（即李信）提出的“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主张和“均田免赋”等口号，才获得广大民众用“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歌谣等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明朝末年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1644年正月，李自成终于艰难玉成，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顺朝，年号永昌；同年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但是，仅仅42天以后，他就于4月29日仓皇败离北京，被已经投降清兵的吴三桂紧紧追杀，损兵折将，自己也受了箭伤；后于1645年9月在湖北境内被地主武装杀害，年仅39岁。
毛泽东原本对李自成就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他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江西来到陕北。到陕北以后，耳濡目染，毛泽东对李自成更为关注。因为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发祥地。
在陕北，毛泽东听到了许多关于李自成起义的故事，他对这位英雄是十分敬佩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热情地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列举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肯定了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
李自成是一面镜子。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李自成的壮举给以很高的评价，对其失败的原因给予了分析，他从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获得了力量，也找到了缺憾：骄傲是万万不行的，要像李自成那样，坚韧不拔，走向北京，但千万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匆匆忙忙败退出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经常思索的问题。李自成骄傲自大，不能继续进取，缺乏深谋远虑，是毛泽东经常借鉴的内容。
李自成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明史》载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北京后，有个降臣张国绅因献同僚妻邓氏于李自成，而被李自成处死。李自成进北京后，仍戴尖顶白毡帽，身穿蓝布上马衣。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品质高尚，为部下拥戴。可是，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骄傲自大，不思进取，缺乏深谋远虑和治国之术，他的手下将领则贪图安逸的生活，纵欲享乐，加上内部之纷争、腐败，外部吴三桂、清兵两股力量之迫压，终致兵败身死。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同郭沫若交谈。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部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高度肯定并热情赞扬了《甲申三百年祭》。
在这篇史论中，郭沫若根据史实，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罪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的结局。
李自成为什么会在攻克北京42天后就仓皇出逃，终致兵败身死呢？郭沫若写道：李自成于1644年2月由陕西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就把北京城打下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当然，“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8但是，坐在金殿上的李自成，已经变得不能纳谏了。每当李岩劝谏“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他竟“毫不介意”；后来又听信牛金星谗言，诛杀了李岩，由此引发起义军队伍解体，李自成本人也英年早逝。
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军的悲剧再一次昭告人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历史法则，是多么无情而又公正啊！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分析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兴衰成败之后，在结尾部分写道：“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此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系列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再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在194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共连载了四天。
遗憾
事实上，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读过一本李自成的传记《永昌演义》。这一年，时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将自己侄子李健侯所写的《永昌演义》一书的原稿推荐给毛泽东。
《永昌演义》是一部描写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李健侯，米脂人，系李自成之本家。开明绅士、后来的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的侄子，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民国十五年（1926），李健侯开始动笔写《永昌演义》，经多年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四十回本38万字的《永昌演义》。李健侯描写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英雄事迹和高尚人格，称他“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比美。而且他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但本书对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事业缺乏正确评价，而且归结为“成则为王败则贼”，并带有宿命论的色彩。
毛泽东收到《永昌演义》后如获至宝，他抽时间抱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这本小说，还专门留了一个手抄本以备用。后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信，专门评价了李健侯的《永昌演义》和李自成起义，他在信中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遍，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此后，毛泽东邀请李健侯到延安，予以热情款侍，还奖励给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边区参议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建议李健侯先生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继续修改《永昌演义》，可惜书稿未修改完毕，李健侯于1950年逝世了。这是毛泽东心中的一大遗憾。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之前，毛泽东觉得他看到的关于李自成起义的《永昌演义》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毛泽东很觉遗憾，所以他建议李健侯修改。毛泽东认为，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而且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
现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的，正合毛泽东的心意，这当然让毛泽东感到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专门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4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一直未能完成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对此，郭沫若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新的遗憾
前文提到，李健侯未完成毛泽东的心愿，的确是一种遗憾，但姚雪垠似乎填补了这种遗憾。
不过，姚雪垠原本是不讨毛泽东喜欢的。
姚雪垠在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期间，曾经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乘着当时的反教条主义之风，思想解放之风，显得非常活跃，其间他写了不少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个人看法。其中有两篇《创作杂谈》、《惠泉吃茶记》，不仅触及了文艺界的最高领导，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是后来他被划成“极右分子”的重要原因。
让姚雪垠最终获罪的是《惠泉吃茶记》，这篇文章不但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而且毛泽东还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有针对性地提到了姚雪垠和他的《惠泉吃茶记》。大意说，读了《惠泉吃茶记》，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不对的。
姚雪垠因此被群众批得一钱不值。说他历史肮脏，品行恶劣，不学无术，专门写色情文学，一时间，他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
就是这个时候，姚雪垠开始了他生命史上最重要的一搏——写《李自成》。
之前，姚雪垠原本计划先写《天京悲剧》和《杜甫传》，然后再写《李自成》。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主意，提前写《李自成》呢？对此，姚雪垠表示，是因为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特殊关注。姚雪垠说他自己虽然很早就对李自成的事迹感兴趣，而真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是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当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姚雪垠知道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而且还曾致函郭沫若给以高度评价，同时还有搬上戏剧舞台的建议。在延安的时候，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永昌演义》，呈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说他读过《永昌演义》，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李自成是历史上最近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是从陕北起事的；毛泽东是当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也来自陕北，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结束后，姚雪垠到武汉市郊东湖农场“监督劳动”。
当时，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写完。1962年年底，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姚雪垠把刚刚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姚雪垠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扎这两部书时，姜弘怀疑地问姚雪垠：“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主席又那么忙，未必会看你这部书。”
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肯定说：“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像姚雪垠预料的那样，毛泽东确实特别重视李自成，真的读了他的《李自成》，而且是基本肯定的。
1966年8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意对列席会议的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
1973年姚写完了《李自成》第二卷，为能尽快出版，1975年10月，他又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写作进度。毛泽东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此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此时，不但正值“文革”斗争激烈之时，而且毛泽东身体已经衰老，竟如此重视和支持《李自成》的创作和出版，不难想象，他对这一悲剧及其历史与现实以及深远意义的重视。
毛泽东支持姚雪垠继续写《李自成》的指示下达后不久，姚雪垠就如同鲤鱼跃过了龙门，他迁居到北京，进入了写《李自成》的最后阶段。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功败垂成，显然毛泽东给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决不可骄傲自满，重蹈李自成的历史覆辙。他不但自己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停地提醒自己，他还努力支持《李自成》的创作，不断地警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这大概就是他在走近生命终点时，仍然非常重视《李自成》创作的原因所在吧。
1996年春天，姜弘曾经见了已经非常衰老的姚雪垠，他在《姚雪垠与毛泽东》一文中回忆说，姚雪垠“说话和行动都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依然放光，声音也还洪亮，思维已经不大敏捷，所说的内容和话语是单一的重复的。寒暄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毛主席对《李自成》的批示原始记录找到了，原话是……’他喃喃背诵的那个‘重要指示’我没有记住，只记住了他连连重复的‘非常重要’和后面的几句话：‘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李自成》。’”从姚雪垠晚年的话中，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他对于人民作家的爱护之心。
1999年8月，姚雪垠逝世三个月后，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四、五卷终于出版。自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问世，历时三十六年，这部小说的五卷共十二册、约合330万字已全部出版。
《李自成》全部出版，弥补了毛泽东的遗憾，但他却未看到后三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遗憾。
“吕蒙如不折节读书”“怎能充当东吴统帅？”
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教育，他读到《三国志》中的《吕蒙传》时，读出了领导干部需要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借用历史人物吕蒙启发、号召广大干部崇尚读书、多读书的？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
一天，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闲谈中，毛泽东说起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
孙权手下的吕蒙，15岁就当兵打仗，以骁勇著称。有一天，孙权对他说：你也算是管事的人了，应该读书长点学问。吕蒙回答说：军机事务都穷于应付，哪有时间读书？孙权一听不高兴了，就说：我难道是让你穷经皓首去当博士吗？只是要懂点历史罢了。要说事多，你比我还多吗？我自统领江东以来，读了历史和诸家兵书，大有收获。你很聪明，难道可以不读？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从此发愤读书。几年后，议起事来，他的上司、读书人出身的鲁肃，有时也得让他几分，并赞扬道：你已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而当“刮目相看”了！
讲完故事后，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毛泽东后来也曾经说：“吕蒙如不折节读书，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我们解放军许多将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读《吕蒙传》。”
吕蒙正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才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吕蒙在江陵一战中，采取伪装偷渡的奇袭战法，攻心为上，兵不血刃，夺取江陵，堪称独具特色的偷渡破袭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史称“白衣渡江”。这次奇袭战是战略战术上的一次胜利。自古南方立国者，皆以长江为天险，而荆州居于长江上游，顺流直下即可攻吴，对于东吴来说荆州不得，如芒刺在背，荆州落入东吴之手，则日后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虽然此战吴蜀联盟出现裂痕，然蜀汉欲独抗曹魏，无异于以卵击石，终将联合东吴。后来诸葛亮掌权即派邓芝前去修善关系，联合东吴，共抗曹魏，就可知，夺荆州之举实乃上策。
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读《三国志》时，在《吕蒙传》里有一个批注。书中说：吕蒙上书孙权说，关羽正带兵攻打樊城，为了防备我率兵从背后袭他，在荆州留下不少兵马。我们可以撤走一些自己的部队，我也以治病为名回到建业，这样关羽就会把他的荆州之兵调往樊城前线，我们再突袭他的后方。
读到这里时，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了两个字：“诡计。”
“武圣”关羽果然中了后起之秀吕蒙的这一计谋，终至败走麦城，遭吕蒙擒杀。可见读书之益。
吕蒙最终取得了策划并领导袭取荆州战役的胜利，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权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孙权掌握了荆州，使刘备继续扩张的趋势骤然停顿，孙、刘的长期稳定的联盟才成为可能，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基本确定，吕蒙对孙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所以孙权后来对吕蒙的早逝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
毛泽东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发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领导干部大多行伍出身，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冲锋陷阵，其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具备的优秀品质。革命胜利后，其思想一时转变不过来，仍是片面倚重“枪杆子”，深信“战争解决一切”。长期的农村环境，使得一些人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毛泽东早已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干部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对于“干部的准备”，除“依靠老的解放区”以外，“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为了掌握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