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求道——影响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世纪30年代毛泽东对冯雪峰回忆说。1918年9月底，毛泽东被恩师、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又被蔡元培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可以说，北大的经历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使他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最终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虽是个被人瞧不起且薪水每月只有8元钱的职业，但它却为毛泽东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
在北大期间，当时的名流学者们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他如愿以偿地求道于他的青春偶像们，他们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
1914年秋，毛泽东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此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人。他爱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
在这些名流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尤其大，他们是马列主义的宣传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被后人称为“南陈北李”。当时毛泽东曾经评价陈独秀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如此评价一个在世的人，恐怕还没有第二个。
北上求道
毛泽东题写的北大校名。
1918年春，杨昌济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任教。当时，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得知后，马上给他的心爱门生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组织湖南的有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杨昌济希望毛泽东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从事社会活动。渴望接触新思想的毛泽东立刻为这个计划所吸引，于是便有了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1918年8月15日，2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踏上第一次到北京的征途。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充满了神圣与庄严，对于来自湖南山村的青年毛泽东来说，太具诱惑力了。
8月19日夜，毛泽东一行25人抵达北京。那天晚上，毛泽东住进了烂漫胡同35号的湘乡会馆。
第二天，他就去拜望自己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于是，他就住在了杨家，与看门的老头同住在一间小屋里。不久，为了便于和大家联系，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八人搬到了一起，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八个人聚居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对于来自南方的毛泽东来说，北方的冬天显得格外的寒冷。由于北京的消费比长沙高得多，他们不得不以玉米面、窝窝头和咸菜度日；买煤烧炕已足以掏尽腰包，每人买一件棉大衣更是不可能的。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了两件棉大衣，轮着穿，以抵御北京的严寒。而这些人中最忙的要数毛泽东了，经常要有一件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就是穿着它，毛泽东在饥饿和寒冷中，为了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劳碌奔波。据说，毛泽东还因生活窘迫，三九天常靠吸烟和吃辣椒取暖。
毛泽东这种穷酸艰苦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曾经是小池塘里的大鱼，可现在，他感受到了在大海里做小鱼的痛苦。
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下，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这是当时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准备工作没做好，一时还不能成行，一部分人开始出现焦躁、失望的情绪。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任劳任怨，频繁奔走于有关方面。
最后，在杨昌济的努力下，蔡元培最终同意为湖南先办一期预备班，共60人。不久，预备班便在方家胡同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一些湖南的名流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他各省青年也陆续来到北京。
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感到已经无力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他本是借钱来北京的，现在已是债台高筑、囊中羞涩。他急需找到一份工作，以解决生计问题。幸亏得到杨昌济的热心帮忙，找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大家知道，蔡元培后来曾在报上刊登过一个“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这样一个不愿意为别人介绍职业的人，却给毛泽东介绍了职业！
蔡元培写了张条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总算解决了生计问题。
作为图书管理助理员，毛泽东的职责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工作琐碎，但确是一个学习的大好机会，因为他一下子进入了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因此结识了五四时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等。
北京大学的这个阅览室比湖南第一师范的阅览室要丰富得多，在这里，毛泽东能够读到更多的报纸。这里有京、津、沪和全国的各种重要报刊，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学说，还可以经常前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里面的各种学术团体活动。
问学蔡元培
毛泽东到北京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虽然因蔡元培的介绍得到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但他要直接接近蔡元培，也不方便。于是，毛泽东就同新民学会的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等名流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问题多为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因此得以直接向蔡元培提问、交谈。
当时的北大，思想自由，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非常丰富。
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在他的支持和吸引下，一时间群贤毕至，各种思想、学术聚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抱残守缺的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都聚集在这里顽强地宣传各自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学生中的学术团体特别活跃，如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研究会、体育会、数理研究会、图书报社和《新潮》杂志社等，不下十六七个。这种环境和气氛，在湖南是根本没有的。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毛泽东来说，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毛泽东像水蛭一样不断吸取周围一切好的东西。这时的毛泽东，高高的身材，长长的头发，满腔热血，怀抱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和奋勇进取的坚强意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海中贪婪地阅读各种书报，并参加了蔡元培领导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和蔡元培加深了交往，还参加了与蔡元培有关的少年中国学会。
第一个就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他亲自为该会制定了八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的内容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
第二个是哲学研究会。为杨昌济、胡适等发起，蔡元培是该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第三个是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曾热衷过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该会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很是赞赏，具名领衔发起。毛当年也曾热衷于工读生活，有过这方面的理想。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搞“学术讲演会”。毛泽东以湖南《大公报》记者的身份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十二次之多，其中有两篇是毛泽东记录的，都在报上刊登，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美术的价值》。《对于学生的希望》，是鼓励学生们继承五四精神，走向社会，并结合群众运动。以下是蔡元培先生当年的见解：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举其大者，共得四端”。“一、自己尊重自己”：“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迸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一变前此荒嬉暴弃的习惯，而发生一种向前进取，开拓自己命运的心。”“二、化孤独为共同”：“‘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联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运动”以后，经过了种种困难，“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顿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家庭啦，社会啦，国家啦，世界啦，都变为充实自己学问发展自己能力的材料”。“四、计画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后，又经过种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致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又如群众的运动在某种时候虽属必要，但决不可轻动。不合时机，不要组织，没有计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四端”之后，“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二种觉悟，于此又分五端”：一是“自动的求学”。二是“自己料理自己的行为”：不要人家管理，自己自治；自定管理规则，自己遵守。三是，“平等及劳动的观念”：“学生要与工役及其他知识低于自己的人讲求平等”。“近人盛倡勤工俭学，主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我意校中工作，学生可以自为。成天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凡吃饭不做事专门暴殄天物的人，是吾们所最反对的。脱尔斯太主张泛劳动主义，他自制衣履，自作农工，反对太严格的分工。吾愿学生于此加以注意”。四是“注意美的享乐”：“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以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五是“社会服务”：“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遍知识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调查社会情况”，都是好事，甚为要紧。“吾国没有统计，以至诸事无从根据计划。要讲平民主义，要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宜从各种细小的调查做起”。“此次北方旱灾”饥民三千万，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人一组通过调查，将文字图片公之于世，“乃能引起同情”。蔡元培对当时学生要求参与学校教务会议和废除考试二事，不表赞同。最后说：“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有计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此外，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曾得到蔡元培的极力支持。他给蔡元培寄去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期望得到蔡元培的指正和支持，蔡元培“欢喜得了不得”！立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5卷第1期，并应聘为名誉校董。他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消息传来，毛泽东特意向其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
1962年春，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应邀参加中央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招待会，陈毅特意把他领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蔡无忌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求道李大钊
在北大，李大钊是影响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人物。李大钊使毛泽东的人生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正是李大钊，直接使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下定决心留在国内搞革命。初到北京，是李大钊安排他在北大做了图书馆管理员，为他提供了经济保障。
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时，毛泽东的工作室紧挨着李大钊的办公室，这为他向李大钊求教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他在这里阅读到大量的新闻和新文化思想，并且认识了大批进步学生。
毛泽东经常到李大钊那里请教，有时谈话居然达四五个小时，他听李大钊讲授的各门课，参加蔡元培、李大钊、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李大钊介绍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读物，他称自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迅速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在北京期间，经李大钊引见，毛泽东拜访过当时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
1919年初，毛泽东离开了北大。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了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别了留法学生后，毛泽东于1919年4月6日回到了湖南长沙，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给了毛泽东深刻影响。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正是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指导，毛泽东开始迅速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当他发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俄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他要寻求的真理也就在俄国。因而随着他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毛泽东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俄国，向往着去俄国考察和学习。后来，他果然在长沙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显然，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使毛泽东在内心深处改变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想法。
1919年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同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罗章龙、邓中夏等有密切往来。1920年3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共产党宣言》，油印本。想必毛泽东在回忆中说到的《共产党宣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
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于1920年8月2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缘起》中，一语道明书社的宗旨：“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经理为易礼容，“特别交员”为毛泽东。此外，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每期两千册，《劳动界》每期五千册，还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作如下报道：“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十六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
可以说，正是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而是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搞学生运动，编《湘江评论》，驱张，见陈独秀，办文化书社，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办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工人罢工。这个时期，毛泽东心中装的是《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十月革命，共产党，学生运动，工人运动。
求道陈独秀
1917年9月21日，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进行的谈话，就道出了他当时心目中陈独秀的地位。张昆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君润之云……昔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期间，经李大钊的引见，毛泽东结识了他的青春偶像——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长征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这样谈到陈独秀，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就常通过《新青年》读陈独秀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毛泽东对陈独秀很是崇拜，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1919年4月，毛泽东去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期间，他前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警方逮捕。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两千多字的长文，从侧面反映出了他求教陈独秀后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他在文章中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位在世的人，是找不出第二处了。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转述了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中的意思。陈独秀在那篇文章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志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在文章里，陈独秀还表示了他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毛泽东文章中说的另一点，引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耐人寻味的是，此文发表之后三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谈到，“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毛泽东说的一些学者，显然主要应该指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
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的反孔主张，也是受了陈独秀的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惠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送新民学会的朋友赴法时，又一次亲自拜访了陈独秀。从陈独秀的文章，到他所传授的马列主义革命学说，使他已经从内心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学说，并决心投入到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而不是远离祖国去勤工俭学。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泽东在这里又见到了陈独秀。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泽东这样告诉斯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此时的毛泽东面前摆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毛泽东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但不坚定，究竟选择哪个主义，毛泽东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先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毛泽东和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七大”上，他还说，他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探讨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没有提到在上海同陈独秀谈到建党的问题，从后来的事实说明，陈独秀肯定向这个“可敬的湖南青年”谈到建团和建党的计划。
1920年7月，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反对统一》等十多篇。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可是作者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却是看得清楚而深刻的。在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意见中，我们不知道的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的意见，但可以断言，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陈独秀的意见，这从陈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
1920年，陈独秀一出狱（1919年6—9月被捕坐牢），就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陈独秀从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他赞美毛泽东的驱张斗争，并表达了对毛泽东、蔡和森这些湖南青年的印象。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显然是对湖南驱张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响应，叫湖南人遭灾受罪的张敬尧是安徽霍丘人。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则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在赞颂了历史上一些湖南志士的奋斗精神后，陈独秀继续写道：“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陈独秀说，他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这班“可爱可敬的青年”显然是指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的青年。陈独秀不仅赞赏他们的革命精神，还对他们寄予很深的期望，并委以重任。
1920年春末夏初，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组织类似工读互助团“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陈独秀答应为毛泽东周转资金，并建议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负责湖南发起组，并给毛泽东寄去了《共产党》月刊和青年团团章。
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泽东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泽东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
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五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121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三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于1923年5月奉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的秘书，同陈独秀一同签署中央的文件，一同召开中央的会议。
然而，这期间和不久以后，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分歧却在日益显现出来。
虽然毛泽东曾经明确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他还是没有忘记陈独秀的功绩的，始终对陈独秀保持了他青年时代的感情。例如，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报告中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斯大林在一篇演说中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与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可见毛泽东在看到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仍看到他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评价是党内最高的，而且是一贯的。他一分为二地对待陈独秀。而王明等人批判陈独秀，则是一棍子打死，一笔抹煞。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后代很关心，亲自指示政府给予补贴，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断过。
从毛泽东对待陈独秀的情感和处理方式来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吾爱吾师，亦爱真理”。
问道胡适
后人认为，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有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不过，当时北大的讲坛上宏论滔滔，各种空头的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都能够得以登台亮相。然而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这使他成为众人瞄准的焦点，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在杨昌济等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深受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的影响，他非常看重船山学说。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共鸣。
就是否出国留学，毛泽东专门求教过胡适，胡适是影响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毛泽东二上北大时又专程前往访问胡适。可以说，胡适是影响毛泽东的重要人物。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学者，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当时的学术界颇有影响。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返国，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