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讲“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故事
1959年6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他下榻于“美庐”（毛泽东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毛泽东稍事休息后，来到客厅。只见书架上，已经完全按照他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习惯，摆好他所需要的书籍。毛泽东浏览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名，便问随身秘书，这里有没有庐山的志书。秘书回答，没有准备这类书籍。毛泽东说：“能否借一部我看看。”
按照当时办公室的分工，借书应由文娱组负责，当时文娱组组长林敏（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思考了一下，庐山志有许多种，借哪部适合主席需要呢？当即决定借1933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就派人向庐山图书馆借了一部吴氏《庐山志》往“美庐”送去，交李卫士转呈毛主席。毛泽东接过打开翻了几页，看了目录，便说，最好还把《庐山续志》借来。这天下午，邵省长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接受了这一任务，立即又通知人，去图书馆再借一部吴氏《庐山续志稿》，又给“美庐”送去。
大家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要看《庐山志》。过了几天，邵省长、楼绍明在接待委员会办公室告诉大家，毛泽东很关心庐山的历史，他看《庐山志》和《庐山续志》时，还特意在书中的某些句段画上一些符号和红杠杠，并说有一次毛主席看《庐山志》，一边与在身边的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他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全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此人现在哪里？”有人回答：1949年他去了台湾。主席长叹了一声。
在庐山期间，毛泽东还向工作人员说过“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省星子县）去当郡首，一上任，当地属吏照例到轿前迎接。朱熹下轿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车伊始问志书”的由来。朱熹的这个故事传开后，也就有了后人“以志呈阅”的习惯。毛泽东借这故事肯定了朱熹为官重视志书的认识和实践。
毛泽东每次外出巡视考察，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抓紧空闲时间阅读，其中地方志是必不可缺少的。
“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比较毛泽东的实践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
中国本土的王夫之、蔡元培、梁启超、杨昌济等人是毛泽东经世致用读书观的来源，而影响蔡元培、杨昌济这些人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正是杜威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生搞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和社会化的实践教育活动。
美国学者施拉姆曾经这样评价杜威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指毛泽东，引者注）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特点。”他论证说，“毛的认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杜威一样，毛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事实上，毛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还说，“马尔库塞曾经和我讨论毛的哲学著作，他这样评论《实践论》：‘其中，杜威多于马克思。’”在施拉姆看来，毛泽东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
美国学者施拉姆对毛泽东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毛泽东对杜威的记述和评价中，就可以看出杜威对他的深刻影响。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由此可以看出杜威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杜威、罗素、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等人来湘讲演。毛泽东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事后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的问题。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一行六人，作为参政员的代表，在中共中央的欢迎和蒋介石的同意之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到延安。当毛泽东在机场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当时，毛泽东是第二次到上海，他专门参加欢迎杜威的活动，并在二十年后，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可见杜威在他心中的地位。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毛泽东至少见过杜威本人两次：一次是在上海，一次是在长沙，还认真听了他的讲演，并做了记录。古往今来，我们去争论究竟谁是世界上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杜威无疑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
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杜威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核心是人，人的核心又是人心。要认识宇宙的生命，便要认识人心。教育就是把握人心，是个体生命通向社会生命的纽带。因此，教育是人生的中心，社会的枢纽。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应从做中学，从自身活动中学习。
前文讲过，青年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后来他又受了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胡适的思想来源就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和胡适、搞乡村教育的梁漱溟、陶行知一样，毛泽东也深受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
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留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在改造社会的途径上出现重大分歧：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和舆论为手段；而以蔡和森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只有平民阶级夺取政权，才能获得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权利。单纯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只能是给资产阶级帮忙而已。毛泽东说：罗素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此后，毛泽东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达到社会全面改造的道路。
我们知道，马克思打开了将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的大门，使人们认识到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诞生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在美洲大陆亦出现了以强调实践对于理论决定作用而闻名于世的“实用主义”哲学。
毛泽东的实践观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实践观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最终逐渐通过实践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所以说，毛泽东的实践论远远超出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一切认识的惟一来源是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的真理性标准。”这就是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毛泽东曾经科学地解答了真理与有用之间的关系。他说道：“有用非真理，真理必是有用。”在此毛泽东明确肯定了真理的有用性。毛泽东曾明确地强调：共产党人做事情，“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73因此，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真理的有用性看得十分重要，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具有作为真理的有用性，能够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的实践活动。
毛泽东辩证地理解和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认识来源于实践，但是实践只具有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功能，而不具有赋予真理意义的职能。在《实践论》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年，毛泽东又指出，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而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毛泽东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的前提下改造世界。他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切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要看需要和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
毛泽东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对于社会问题、政治活动而言，“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所以，在他看来，由社会的人所组成的集体的实践活动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
然而对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的实践是作为个体的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真理对于个人经验具有极强的依赖关系。杜威曾肯定地说道：“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都不会轻率地否认存在着一种把事物和事件同化于自己、使它们成为‘我’的一部分的原始的倾向。我们甚至可以承认，如果没有‘我’就不能够存在。自我通过对于事物的专有而获得其充实的内容与形式，这种专有使它们同我们所称作我自己的任何东西相统一起来”，“所有物形成和巩固了哲学家们的‘我’。‘我有故我在’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现出了一种更为真实的心理”。76由此，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到实用主义实践观对个人经验的依赖性，而且也不难发现，实用主义最终陷入到唯我论的泥潭，杜威甚至认为不承认“我”的存在就是一个“有偏见的”观察者。
毛泽东曾一语道破地批判过实用主义，他说：“有用性是真理性的标准——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主张“多数真理”。不可否认，毛泽东也主张真理与功利性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明确说道：“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所以，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一直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是由认识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程度所决定的；他认为真理的功利性不足以成为衡量真理的标准。
我们知道，杜威是一个教育家，重视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毛泽东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正是在同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确立了改造社会、建设中国、经世致用的学习目的。
在毛泽东的一系列社会化的学习和教育活动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一个学习型的政党了。
要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化生存”，党要成为领导一切事业的力量，就必须坚持不断学习，而学习的方法又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创建了学习化政党——创立了党的学习教育领导机构和管理体制以及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基地，建立了学习制度。
毛泽东有句名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多次亲自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定学习书目。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学习革命，他指出要学习和掌握战争规律，这样才能用战争去夺取胜利。
在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中心任务即将转移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来，毛泽东及时地提醒全党：“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反复要求全党学习经济，学习科学技术，努力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和专家。他还强调要向外国学习，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毛泽东不但回答了学什么的问题，而且回答了怎么学的问题。他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学校里，理论联系实际地学，自由研究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地学，通过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来学，使用启发式教学法。要活到老、学到老，还要向社会实践学习。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要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82领导者，就是中央。学习方式有二：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又称之为“第一重要的问题”，并形象地表述为“有的放矢”，就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实践证明，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个学风问题，也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二是自由研究、集体讨论。实行组织学习，学习机会均等，官教兵，兵教官，干部教育党员，党员批评干部。实行启发式教育，废止注入式教育。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讨论会。他指出：对指定篇目的学习讨论，可以弥补个体差异；对自选篇目的学习讨论，可以相互分享学习成果，集体学习，共同提高。即使是日常的党内组织生活，也要求这样来组织学习。他说：学习有两个方法，一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二是“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他在20世纪60年代时期，曾亲自组织过读书会，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他认为，学习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现在的人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这样，从一个人的终身学习推到人类的终身学习，从更高层次上阐明了学习的无限性。他的口头禅“活到老、学到老”，不仅自己做了，也要求干部这样做，同时，他还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要向社会实践学习，拜群众为师。
毛泽东说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他在这方面作了艰苦而巨大的努力。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推动下，中央组建了干部教育部，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开展了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创建了中国军政抗日大学等20余所党员干部学习培训场所，还制订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近20个文件，初步形成了党的学习教育制度体系。
教育是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
毛泽东认为，教育虽然没有政治、革命、军事的作用大，但始终是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他一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并将教育手段与政治、革命和军事等手段结合起来。
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创办安源工人夜校，1925年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建立了韶山农民夜校。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毛泽东主持了他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延安学习运动，他用共产主义的信仰吸引了广大知识青年，武装了工农子弟，形成一支革命队伍，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政治力量，最终取得了社会革命的胜利，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习社会发展史，旨在树立唯物史观。党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整个民族的灵魂，一切重大工作和社会变革，无不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开始。
他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破除人们对旧式教育救国论的幻想。他认为那种孤立的教育培养的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维系社会旧秩序的工具。他主张教育必须和社会的全面改造相结合，并且为之服务，才能收到真正进步的功效。
的确，教育与政治的结合，不仅能起到教育本身不能起到的巨大的变革作用，而且对于增进政治本身的稳定、廉洁、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农村基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发动、组织亿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打破传统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大有迅速告别几千年传统生活的态势。
毛泽东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在他的支持下，简化了汉字，推广新的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让大多数人能够认字读书看报，并能够实现全国语言的沟通，文盲的减少速度非常之快。
在学校教育方面，建立了各级学校，缩短了学制，在农村的最基层建立起了九年制完全中学。“文革”后期，又实行激烈的“教育革命”，欲打破灌输式的学校，甚至废除考试制度，实施“五七”道路，即杜威式的实践教育。
毛泽东晚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欲在“人们灵魂深处”进行文化革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企图在农村建立新生活，他把整个社会生活都变成了大学。此时，正式的大学教育几乎停办，取而代之以工农兵大学，都是他在社会化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探索。
毛泽东深深地知道，中国底层无产者主要是缺乏现代工业训练的农民。他始终把中国社会的改造看作一个社会教育过程，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教育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还对斯诺说，不要林彪的“四个伟大”，但保留“导师”一项。
然而，毛泽东在社会化教育、实践式教育的指导思想下，虽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他过于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功利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封闭和僵化。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厌其烦的思想工作，政治学习，反省整风，乌托邦的信仰，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的单调、枯燥、盲从，造成了“文革”期间的教条主义、个人迷信、反理性、反文化的极左倾向，与真正有活力的社会化教育、实践教育相背离，注定了最终失败的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社会化、实践式的学习教育思想仍然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一生为建立学习型社会、建立学习型政党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重大贡献，虽然他带领全国人民在探索中走了一些弯路，但是，他的思想出发点和思想内核依然是充满活力的。
目前，教育方面出现的功利化及应试教育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又回复到了科举制度的怪圈。我们有必要重新关注上个世纪毛泽东是如何为打破旧的教育体制而做出种种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的。
他的思想出发点、思想内核和许多做法，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反思和学习。
今天的教育似乎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在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教育、应试教育中，学生自主能动性被抹煞，沦为接受现成知识、服从既定准则的机器。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毛泽东社会实践教育思想的内核，从两种极端中找到一种更理性、更合乎社会和个人发展需要的道路。
作为管理者来说，我们要终生致力于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
“那时我没有事情做……做什么呢？我看书！”——在逆境中“埋头读马列著作”
毛泽东在读书。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回忆了自己在受“左”倾排挤时的艰难岁月。
1931年11月瑞金会议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是毛泽东受到排挤、身处逆境的失意时期，但他却不消沉，不懈怠，积极努力学习，这就是毛泽东的人生态度。
由于“左”的错误领导，临时党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于1931年初进入苏区。1931年11月召开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批他所谓“一贯的右倾”，同时解除他的军权，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至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暂时不动，是由于正书记周恩来即将到达中央根据地。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此为排挤他到政府任职。1932年召开宁都会议时，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军权完全被解除。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掌权，这样算来，毛泽东在1932、1933、1934三年中处于被排挤的地位，处于领导核心层之外。这期间他生了几场大病，但他并没有因受排斥而消沉。
毛泽东在这三年受排斥的失意岁月里，在无力回天的心境中，振奋精神，特别注意学习，利用这三年的闲暇时间读了许多书。“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两次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不仅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清算”。
在受“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时期，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如何说的。
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毛泽东读过的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事，就得有理论武器，毛泽东决定发愤读书，特别是研读马列著作。
受到打击的毛泽东，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振奋精神，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其中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还有一些红军从县城里经过时弄来的书。书不够他看，毛泽东就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67岁寿辰时，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讲：“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呢？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
“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到陕北后，毛泽东之所以系统、深入地研读了《孙子兵法》，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另也方面其实是被“左”倾领导者的批评给逼出来的。
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批评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凯丰甚至当面指责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用现代的眼光看，“左”倾教条主义的指责只是暴露他们的浅薄与无知，人为地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毛泽东之所以被批评读了《孙子兵法》，不过是因为他的十六字诀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同《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前，还要求选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力求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转弱为强。这更是与《孙子兵法·虚实篇》“十攻其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并未读过《孙子兵法》。不过，凯丰的质问倒是逼着毛泽东读了《孙子兵法》。
吴冷西在他的著作《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一书中说，“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李德回忆长征时期的情形时说：“在这种受排挤打击的形势逼迫下，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认真翻阅了《孙子兵法》。”李德（奥托·布劳恩）也曾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初期曾引用《孙子兵法》中的格言与他探讨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