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从选题上看，多数属于阐释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的；也有的属于民间文学专题研究，如民歌、神话、叙事诗等，这方面的文章数量虽少，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钟敬文、何其芳、天鹰、孙剑冰、孙作云的著作或文章，在各自不同领域里带有开拓性的作用。建国初期在神话研究方面，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专著：一部是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一部是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袁珂的书于1951年初即出版，且颇受到读者欢迎，一版再版，到1956年已印行6.7万册之多。丁山的书稿于1950年12月15日完成后，一直未能出版，直到1961年2月才得以以龙门联合书局（科学出版社副牌）的名义作为“内部资料”出版，而且第一次印数只有1300册。这两本神话研究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各有特点。袁著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归纳梳理散乱庞杂的中国古神话资料，使其系统化，以求恢复中国神话固有的“旧观”，同时作者还力求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阐发其文化的内涵，探讨其历史化的原因，从而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神话全书。丁著则以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订和论证包括史前神话、夏、商周、秦诸代的世系传说在内的中国古代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和演变，从而探索中国文化的来源。这两本神话研究著作，很自然地成为建国初期中国神话学的代表作。这个时期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是，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基本的问题（例如民间文艺的本质、它的特征、境界及演变的规律等）还没有人着手去做深入的探究，而“有些讨论问题的文章，大概由于作者一般理论修养的缺乏和钻研精神的不够，多少不免犯着材料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毛病。他们往往在文章里罗列了许多材料，却没有什么新颖精确的解说，论断，或者不仔细研究资料和相关的各种情况，只凭着一些社会科学上的抽象原理、原则，就大意地下判词。”［24］
（二）1958～1966年为第二阶段
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斗争，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秩序被打断。尽管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搜集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却一直滞后，学术性的研究被对新民歌的虚夸赞扬所掩盖。三年困难结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艺界相应地于1962年出台了《文艺八条》，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一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者的老专家顾颉刚、魏建功、常惠、容肇祖、周作人、杨成志等，也被请出来参加活动，写文章。［25］过去宣传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把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引上了无产阶级的轨道”，1962年却能够举办《歌谣》周刊创刊40周年的活动，也承认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我国歌谣运动的肇始，理论研究因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以往仅限于政治性和社会性研究的狭隘局限也得到了一定的拓宽。毛泽东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使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严重加剧，文艺整风迅即开始，短暂的宽松局面很快就结束了；1966年则更是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阶段出版的理论著作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向民歌学习》（作家出版社1958年），策·达木丁苏荣著、白歌乐译《格斯尔的故事的三个特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安旗著《论诗与民歌》（作家出版社1959年），天鹰著《扬风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天鹰《1958年的中国民歌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谭达先著《民间童谣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民间文学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李岳南著《与初学者谈民歌和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作家出版社1960年），路工等《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张紫晨著《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63年），高亨《上古神话》（中华书局1963年），贾芝著《民间文学论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
报刊文章值得注意的有：萧三《（革命民歌选）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汪玢玲《试论长白山区人参的传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王一奇《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民间文学》1960年第5期）、马昌仪《研究被压迫民族民间文学的珍贵文献》（《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刘守华《谈动物故事的艺术特点》（《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陶阳《琶杰的诗歌艺术》（《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天鹰《（哭嫁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载《哭嫁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贾芝《民间故事的魅力》（《民间文学》1962年第12期）、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许钰《民间文学中巧匠的典型》（《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刘锡诚《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草原》1963年第2期）、袁珂《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江海学刊》1964年第2期）和《神话的起源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等。
这期间民间文学研究重点表现为对歌谣、特别是新民歌的研究与阐发，文章很多，好的却少见，能够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则更少，包括郭沫若和周扬的《红旗歌谣·前言》在内。在歌谣研究方面用力最多、成绩最显著的是天鹰。他的《1958年民歌运动》固然是趋时之作，而《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却是一部探讨各类歌谣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的专著，时有真知灼见。他对哭嫁歌的研究也富有新意。诗人萧三为其所编的《革命民歌选》所写的序言，较早地预示了一股民间文学潮流的出现，文章写得有思想有文采。谭达先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北京，倒能潜心作些学问，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散论，一本专著，实属难能可贵。故事研究方面，显然较第一阶段有所进步，对以《义和团故事》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传说的研究评介固然带有有失客观的政治色彩，毕竟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成就。贾芝、毛星、罗永麟、汪玢玲、刘守华对故事传说的研究，虽然没有脱出一般文艺学的分析的范畴，但都有发别人之所未发之论，是值得肯定的。神话研究的进展相对缓慢，甚至还徘徊在二三十年代《古史辨》开创的考据思路上。只有袁珂另开一路，着手进行神话的理论研究，除以古典神话为对象外，开始关注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作品和若干理论问题（如与宗教的关系）。史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成就较大，带动了理论研究的前进，这在建国前的中国是没有的。从历史的角度检讨起来，仍然是属于工作性和搜集整理问题的居多，而属于探讨史诗和叙事诗内部问题的嫌少。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注释：
［1］周扬：《继承民族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1950年3月29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民间文艺集刊（第1辑）》1950年第11期。
［3］恩格斯著，曹葆华译：《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民间文学》1961年第1期。
［4］恩格斯著，刘锡诚、马昌仪译：《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
［5］高尔基著，刘锡诚译：《论民间文学》，《民间文学》1963年第3期。
［6］高尔基著，刘锡诚、马昌仪译：《论故事——（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言》，《光明日报》1962年2月20日。
［7］高尔基著，刘锡诚译：《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
［8］克拉耶夫斯基著，连树声译：《苏联口头文学概论》，东方书局1954年版。
［9］阿丝塔霍娃著，连树声译：《苏联人民创作引论》，东方书局1954年版。
［1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1］克鲁宾斯卡娅、希捷里尼可夫著，马昌仪译：《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2］梭柯洛夫著，连树声、崔立滨译：《什么是口头史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13］索柯洛娃等著，刘锡诚、马昌仪译：《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4］江绍原：《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民间文学》1961年版。
［15］布琴诺夫等著，文种译：《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16］钟敬文：《（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序》，《民间文艺谈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钟敬文：《（民间文学）发刊词》，《民间文学》1955年4月创刊号。
［18］李岳南：《由（牛郎织女）来看民间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北京文艺》1956年第8期。
［19］刘守华：《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民间文艺》1957年第1期。
［2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21］钟秀：《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特征的意见综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2辑，1962年7月。
［22］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的讲话》（1960年8月4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打印稿。
［23］金坚：《边疆文艺）讨论宗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文汇报》1963年1月17日。
［24］钟敬文：《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新建设》1951年第1期。
［25］《民间文学》1962年第一、第二和第六期集中发表了“五四”歌谣运动老专家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