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麻雀，这“麻雀”可小可大。可以小到一项民俗事象，如广西巴马三月三歌圩中壮族姑娘的服饰民俗，同一个村的姑娘群体，头包着同一花色的头巾，身穿同一色彩（淡青、墨绿、深蓝）、领口与襟边绣着同一图案的上衣，下穿同一颜色（黑色、深蓝）宽腿裤和同一彩色图案的绣花鞋。歌圩上不同群体的姑娘之间，则争妍斗艳，仪态万方；同一群体之内，则齐整一律，玲珑透剔，似乎是一个个积淀着远古群婚文化中的女性群体。“麻雀”可以扩大到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一项民俗系统调查，如我所指导的大学生毕业论文，李浩然的象州县百丈乡壮族婚俗、包建明的灵山县升安乡汉族（粤方言区）丧俗、唐琳的兴安县汉族（湘方言区）一个村婚俗、陈燕的玉林市汉族（客家方言区）一个村建屋民俗。“麻雀”也可以扩大到一个地域一个民族诸项民俗的全面调查，如徐杰舜教授与几位学者所调查、撰著的《程阳桥风俗》和《南乡春色》，前者为侗族聚居区三江县一个侗族村民俗，后者为汉族聚居区贺州市一个壮族乡“壮族民俗岛”，都是解剖麻雀式的民俗田野考察之力作。我自己有三种类型成果：（1）和几位少数民族学者合作，对环江县毛南族民俗的调查，对罗城县仫佬族民俗的调查，对东兴市京族民俗的调查，合著毛南族、仫佬族、京族三部风俗志。（2）发动桂、滇、黔、粤、湘、赣学者，对几省自治区壮、侗、瑶族以及广西境内苗、仫佬、毛南、京、回、彝、水、仡佬等少数民族民俗进行调查，—地—族—俗撰—文，合编《侗乡风情录》、《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壮族风情录》（钟敬文题书名，乌丙安写序）、《瑶族风情录》（马学良题书名，段宝林写序）。（3）为越南留学生讲授“中国民俗”时，讲了民俗调查和民间故事、民歌汉译的原则方法，启发留学生们回忆、汉译越南民俗，先后编成《越南民俗·俗文学》（段宝林写序，娄子匡写跋）、《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丘贵明、王甲辉、过伟写三序），共汉译越南故事117篇、民俗70篇、民歌19首。钟敬文教授盛赞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民间文化比较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范宏贵教授、台湾陈益源教授撰文赞评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三）“描写民俗学”的作用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1.民俗之立体描写研究，有益于正确地移风易俗。我在《瑶族风情录·后记》中写道：“采风识俗为了移风易俗，移风易俗必先采风识俗。”1986年1月我到环江县下南乡调查毛南族“还愿”法事。20世纪50至70年代屡屡被作为迷信活动而取缔的“还愿”法事，这时在毛南山乡又盛行起来。80年代初，首先请师公作“还愿”法事者，是一个退休回村的干部。一个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任时积极破除迷信，将当师公的父亲的法衣、法具和手抄经典付诸一炬。这时退休了，却成为法事户主与师公班子之间的中介人，法事活动的组织者。我们考察了两轮法事，每一轮头尾三天二夜。民间神话：花婆（婆王）管花山，她赐花谁家，谁家便生小孩。婚后夫妇向她许愿求花求子，生孩子后还愿谢恩。法事中，师公戴诸神面具，扮花婆和众神赴宴享祭，有唱、有舞，有15个情节，有歌舞剧萌芽因素。第一轮法事的户主是个小学教师，见到我们有点惴惴不安，说是母亲和妻子要求作，他不得不跟从。师公唱、舞“杜丹纳亭”（“纳亭”为“送红带”之意）时，主家将3尺长、2寸宽的红布条分赠每一贺筵的宾客，我们接过红布条也扎在腰间。小学教师方放心地参与法事仪式，弯腰让师公放“长生鸡”在他背上，由师公扶着他走向祖母寝室，祈老人长寿。第二轮法事在另一村，师公中打锣钹的是一个退伍军人，颇健谈。他说：“师公受邀，如果不来作法事，师傅在天之灵会怪罪于他。”又说：“如果家庭贫穷办不起法事，可以欠。第二代还愿祭品要加倍。如果还穷还可以欠。第三代祭品加两倍。这回不可再欠了，借债也要还愿了。所以姑娘们找对象，先打听男方家欠不欠愿，如果欠愿，是不会答应婚事的，这逼得有未婚儿子之家勒紧裤带也要还愿。”邻村的一位小学教师，是个业余民间文学工作者，也亮开心扉愿意谈。问他办过还愿吗？他答：“办过。妻子一定要办。她说已养了猪和鸡，够还愿用了，不用丈夫的教师工资买猪买鸡。现在不还愿，将来儿子长大了，哪个姑娘愿做你的儿媳妇？只好答应她。她还要我老老实实背‘长生鸡’，心里不准不情愿。如果心里不情愿，还愿法事便白办了。办一场法事，杀猪杀鸡加上给师公们的封包，共花七百多元，当时顶得乡村小学教师两年工资。”他希望政府管一管，耐心教育农民，改造社会风气，帮助农民摆脱这一精神枷锁和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调查、采录了还愿法事全过程，冬季还愿法事旺季过后，向师公借得师公经典手抄本，汉译了全文。毛南族学者蒙国荣同志写了《毛南族文学史·唱师文学》、《毛南族风俗志·民间信仰》、《广西环江县毛南族还愿考察报告》，毛南族学者韦秋桐、谭亚洲写了《毛南族神话研究》，我写了《毛南族神谱初录》。我们体会：民间信仰是自发的多神信仰，是古老信仰的遗存，是影响深远、厚重的“沉渣”，铺垫着整个中国民间文化史，里面有神话、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诸文化艺术因素，可作为发展新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之珍贵资料。但里面也有迷信，像20世纪50至70年代那样急风骤雨强行破除迷信、破四旧，看来并不可行，风雨过，“沉渣”复起；像80年代以来这样放任不理，看来也不可行。我们向县领导同志汇报了，建议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科学普及、卫生工作，引导农民开展健康的文娱活动，普及科学知识，改进农村妇女儿童医疗、保健工作；还要加强对农村党员、学校教师、退休干部、退伍军人的思想教育和正确认识民间信仰习俗、移风易俗教育。采风识俗与移风易俗的任务还很重很重。民间信仰习俗之调查研究，也亟待加强。
2.民俗之立体描写研究，是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基石，是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基石。如姜彬同志所撰《吴歌的衬字和叠字试探》，探索了“歌唱状态下的”吴歌格律，及其与民歌音乐曲调、歌手演唱方式的关系，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稻作文化和江南民俗》，是吴越民间文化立体描写研究的力作，凝聚了江、浙、沪众多民俗学家的心血。侗族学者林河同志著《古傩寻踪》、《九歌与沅湘民俗》，是湖南、湖北侗、苗、土家、瑶等族民俗立体描写研究与古籍、考古文物研究相结合的奇葩珍果，有许多创见卓识，为海内外学者赞为“奇书”。乌丙安同志在他自己与全国许多学者田野考察成果的基础上，1985年出版个人独著、有独到见解、中华民俗事象信息量大、有中国民俗学理论特色的中国第一部大学民俗学教材《中国民俗学》，还有一部影响更广的普及民俗学知识的《民俗学丛话》。
总之，中国民俗立体描写研究成果，培育出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俗理论研究成果。
3.民俗立体描写成果，有益于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文艺研究的发展。作家、艺术家不一定具有民俗学的理论知识，但他熟悉生活，因而熟悉民众的知识——民俗，从生活（包括民俗）中提炼作品。鲁迅在《祝福》里写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打工，过年祭神时，她负责煮祭品“福礼”，捧“福礼”上祭桌；当她被抢亲当了寡妇后，再到鲁四老爷家打工，过年祭神时再也不让她沾福礼了，引起她内心的痛苦与惶惑；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让千人踏万人踩以赎罪，之后鲁四老爷依然不许她靠近祭品，于是她疯了。鲁迅将民俗事象运用于情节与人物性格、命运发展的关键处。从他的《社戏》、《无常》、《魏晋风度与文章和药及酒的关系》等以及其他小说、散文、杂文作品，和《中国小说史略》等专著看，鲁迅对民俗不仅有感性认识，而且有理论认知与理性思考。在20世纪的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乡土文学”、“寻根文学”作家中，较为自觉地在作品中写民俗。侗族作家谭良洲《娘伴》写一位为人作伴娘的开朗的侗族姑娘，我约他为《侗乡风情录》撰稿，他写了《三回门与娘伴》，林河也应邀写了侗族民俗实录《儿童滚烂泥田》、《抢亲之夜》等，都深刻记叙了家乡的侗俗。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电影《祖国啊！母亲》，主人公回家乡大草原开辟抗日根据地，老人看着他抓起羊骨啃羊肉，油腻的手在蒙古袍上抹净油腻，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和眼光，离乡多年的蒙古族子弟身体里流着的依然是蒙古人的血液——多么画龙点睛的蒙古族民俗细节的神来之笔哟！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写人的。人是生活在变异中的民俗风情里的。作家们写“变异中的民俗风情里创造新生活的人”。这些通俗、简约的话，如果用逻辑思维的理论语言，那就是：民俗是人的社会生态环境。人由动物进化为人，所创造的不仅是语言、劳动工具、情感，而是整体的社会文化世界，包括民俗世界这一基础。反过来，人也成为社会文化世界（包括民俗世界）这一基础的产物，他在社会文化创造中形成自己的存在和根本特征。在此意义上，完整的人是创造包括民俗文化这一基础的社会文化的人，和为社会文化（包括其基础的民俗文化）所塑造的人。这里一再强调了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基础。进一步探索，作家在创造（即写人）的过程中，必然内涵着作家观察人、分析人、描写人时所持的一定的“人学”知识、理论，作家不自觉、半自觉、或全自觉地怀有不同的人学观，这便是“文艺人学观”。中国古代作家大都怀有劝善惩恶的伦理人学观。五四以来不少作家受西方“人本主义人学观”影响；20世纪30年代受苏联“阶级论文艺人学观”影响。但古今历代，始终有作家不自觉地具有文艺民俗的人学观。如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所作小说《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村妇》、《蒲柳人家》、《蛾眉》等，洋溢着浓浓的京东运河畔的风情味。他还有民俗随笔集《土著人生》，是有自觉的“文艺民俗人类观”的作家之一。用通俗语言复述一遍，他致力于“写变异中的京东运河民俗风情里创造新生活的人”。我曾运用这一理论在毛南族、京族、仫佬族三部文学史里，论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由此出发，用五组文化（即：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岭南区域文化与中华整体文化，民间文化与典籍精英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撞击迸发出灿烂火花之论，来探索壮族诗人韦其麟、京族作家李英敏、仫佬族诗人包玉堂文学创作发展轨迹。
这些理论不仅对研究作家文学有用，也有益于研究民间文学。在《侗族民间叙事文学》里，我从侗族民俗中概括了萨坛文化（“萨坛”为祭祀创世女神萨玛及其他女神的场所）、款文化（“款”为侗族地方性政治、军事组织）、鼓楼文化（鼓楼为侗寨政治、文化中心，议事、娱乐的场所）、月堂文化（月堂为青年唱歌、社交、谈情的场所）、火塘文化（火塘为家庭祭祀、议事、文娱、社交的场所）等五大民俗文化，并用此五大民俗文化分析侗族民间文学四大艺术典型形象萨玛、吴勉、秦娘梅、卜宽，进而发展学术思想，在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1997北京学术会议宣读论文《侗族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得到与会中外学者认同、赞赏。
4.民俗立体描写研究成果，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可以在商品生产、销售，旅游，城市建设，农村脱贫致富等多方面发挥作用。如生产某种品牌方便面的一家企业，曾资助一些学者作民俗调查（含饮食民俗调查），从其调查研究成果出发，改进方便面调味品的配方，使之多样化，不同调味品配方的方便面销往不同区域，适应南北东西不同区域的人们的不同口味。
当前学者们关注旅游民俗学。旅游景点建设与管理、导游解说词、景区特色餐饮、旅游产品包含就地食用的与游客购买带走的特色糕点糖果、特色工艺品、特色服装饰品、特色书刊、特色歌舞戏剧表演等，如何提高民俗文化含金量，如何从当地自然景致和民族民俗风情出发，从传统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工艺民俗、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加以创新、生产、销售、演出、发展。
总之，民俗学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潜力无穷。
（四）描写民俗学和兄弟学科的关系与研究方法的发展
描写民俗学本学科的基本方法是：运用六维立体思维考察民俗事象的“现在态”，又重视其“历史态”，追溯其历史沿革与演变，也重视其新俗“萌芽态”、传统民俗之变异“发展态”，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评估。由于民俗学有“包容性”和“包融性”，借鉴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丰富、发展本学科。如研究少数民族民俗，借鉴民族学的方法。由于少数民族是和汉族和别的少数民族共居的，便需要借鉴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提出的重视“族际”关系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族际”交往密切、“族际”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的发展态势下，本民族民俗中的外民族文化成分，外民族民俗中的本民族文化成分。社团民俗、村社组织民俗、民间组织民俗等的研究，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各学科是平等的兄弟学科，相互借鉴、相互渗透而获得共同发展，新的发展。
描写民俗学的功底越是扎实、厚实，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也越闪烁出学术光彩。比较民俗学、历史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和民族学、“族际”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的学养越是丰厚，则描写民俗学之田野考察所得将会更丰硕，更显示其学术魅力。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