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原理》的写作有其独特的学术背景，可以说，它是一位执著而又理性的民俗学家对百余年来国际民俗学坎坷发展历程冷静反思的产物。早在1982年，乌丙安就把《民俗学原理》作为一门硕士学位课程列入自己的教学计划。此后，经过17年的理论研究、田野调查和教学实践，特别是近16年中他连年在亚欧多国进行的讲学和学术交流，使他对国内外民俗学百余年来的发展状况有了较全面的把握和较深刻的了解，由此也引发出他许多深层次的思考。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国内青年一代人文学者纷纷留学欧美，出现了当代欧美民俗学理论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学说中迅速夹带传来的现象。这些外来理论对中国民俗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其中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一是美国民俗学发生的严重危机造成的影响，即“民俗学既没有自己学科的‘祖先’，又没有自己的理论，民俗学只不过是人类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已”［6］，因此而导致了一些青年学者纷纷从民俗学转向研究人类学；一些人即使选定了民俗学的研究课题，也郑重宣称是“人类学派”的一种理论研究。二是从欧美大量引进各种现代人文学科的各流派学说和理论的影响。除了译著文本外，一些青年学者的论著，特另0是介绍欧美各流派理论的一些译述、评述文本，虽然对20世纪人文学说的清醒反思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但此中也夹带许多似是而非的论说，例如不加选择地推崇西方各流派的人文论点，将本土民俗文化生搬硬套地“对号入坐”；出于对美国民俗学现代理论的情有独钟，在译述或评述中对美国个别学者的一些并无民俗文化依据的浅薄谬误之说也不加审视地予以认同等等。这些倾向都对我国民俗学界的研究队伍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在对民俗学与相邻学科关系的探讨中，乌丙安注意到在所谓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背后，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尴尬地位和模糊面孔；注意到国际上伴随着美国民俗学的危机，存在着把民俗学划为人类学附属的一部分的动向。对此，他深感痛心和焦虑。他认为，这完全归咎于民俗学一个半世纪以来自身理论的贫困。在民俗学的学科实践中，那种过分推崇田野调查并把调查本身当作研究的倾向，不仅使一代代的民俗学者忽略了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而且也造成大量的调查因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导质量水准低下，无法抵达研究的终端。他清醒地意识到：百余年来民俗学科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贫困和乏力，已经严重阻碍了这门学科的现代化发展。面对现代产业文化圈与传统文化圈的激烈冲撞和变动，中国民俗学必须在民俗本体理论的创建上有所突破，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中国的民俗学者面对这块由几代先驱者开拓出来的民俗学领地，守土有责。他在《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民俗学百年反思》一文中提出：“必须清醒地摆脱以往人类学理论对民俗学的消极影响与束缚，改变自己的附庸地位，从理论上明辨人类学派对民俗研究和民俗调查的‘科学性’是非，从而推动民俗学进行自身的本体、主体或本格的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运用相邻学科的多学科、多角度、多方法的边缘研究。民俗学不应再继续走貌似‘人类学派’理论研究的蹩脚路，而应当走健康的民俗学自身理论的必由之路，推动民俗学成为新世纪的强势学科。”［7］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乌丙安在步入古稀之年时，开始了《民俗学原理》的写作。
《民俗学原理》与以往阐述民俗学事象及分类的概论类著作截然不同，融注了乌丙安对民俗学理论的一系列深层的也是全新的思考。他从与国际人文学科理论发展接轨的现代视角，对民俗学的基础理论构架重新审视，将其划分为四大板块：民俗主体论、民俗控制论、民俗符号论、民俗传承论，逐一深描细论。不但对学科的某些固有论点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和置疑，在一些原创性理论方面也有重大突破。例如关于民俗主体论的建构，他尖锐指出，近现代民俗学的发端，自1846年英国汤姆斯创造了“Folk—loro”这个民俗学科的名称起，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国际民俗学从肇始之初研究古俗、旧俗、遗留物开始到现在，在民俗调查研究的认识论上存在着严重偏向，集中体现在学科的注意力始终盯在令人眼花缭乱、异彩纷呈的“俗”上，而对负载着“俗”的“民”和他们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却漠然处之。这种把民众的风俗习惯知识及其实践的调查研究置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以脱离民众及其生活实践的所谓“客观”态度调查研究民俗，实则是只研究“俗”而不研究“民”，只研究民俗事象而不深究其本质。这种研究，在原初的定向、定位、定格上即已出现了偏差，背离了研究的主体。为此，他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民俗的承载主体“民”的研究，并对“民”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在民俗控制理论的建构方面，在阐明了与之相关的文化控制理论之后，他将民俗控制归纳为六种类型，并在逐一地释解中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理论命题，诸如：民俗社会生活是如何构成的？民众的民俗文化素质是如何养成的？民众对于民俗的内化和外化有多大弹性？人类个性与民俗的习俗化是什么关系？人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使民俗文化与人类生活的不断变迁相适应的？人类社会为什么要用传统民俗的多种型式“控制”群体和个人等等。对于民俗符号理论，他不仅关注多年，并且有较深入的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民俗学讲座”的教学中引进了当时风靡世界学术界的结构主义符号理论，并着手对中国丰富多彩的民俗符号进行归纳；此后数年，他接连在国内的一些美术院校讲授“色彩民俗学”、“民俗象征体系”等专题。在《民俗学原理》一书中，他结合我国丰富的民俗符号资料，旁征博引、生动系统地论析了民俗符号的提出、民俗符号的结构、言语系统的民俗指符、非言语系统的民俗指符以及民俗符号的民俗所指等问题。他对民俗符号理论新意迭出的论述，不禁令人联想到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曾在80年代末提醒中国民俗学家说：“我认为，民间（Folk）概念在农民和无产者以外的扩展，以及与此有关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的、结构的、符号学的、比较的或心理分析的研究，将是下一代中国民俗学家努力的目标。”［8］显然，当阿兰·邓迪斯这样说的时候，还不了解，在中国民俗学界，已有乌丙安这样的他的同代学者涉足这些领域研究多年，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已形成一些成熟的思考。
《民俗学原理》体现了乌丙安对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民俗学发展的深刻反思与探索。他以一位杰出的专业学者所具有的睿智和敏感，紧紧抓住了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症结，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建构。借鉴、反思、开拓、创新是这部著作最突出的特色。这是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民俗学家奉献给我们的一部跨世纪的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式的民俗学专著，是中国学者对国际民俗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
四
乌丙安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并不止于上述。在分支学科研究方面，如民间文艺学、民间信仰以及民俗的现代化变迁研究等，他也多有建树。多年来，他以中国北方区域作为自己进行民俗研究的田野“根据地”，每年至少有三十至四十天的民间采风工作日是在山乡村寨和较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他对北方诸民族的民俗文化进行过多次深入性踏查，尤其对于北方部族村落的社群结构、日常劳作生活、俗民群体与个体的家庭与婚姻、民间信仰、口头文学以及不同的民族与社区在杂糅相处中发生的习俗文化融合变迁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他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以及近百篇论文。较有影响的专著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日文版）、［9］《生灵叹息》、［10］《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日文版）、［11］《中国民间信仰》、［12］《民俗文化新论》［13］等。其中，198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神秘的萨满世界》，是我国关于萨满教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中外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999年被译成日文版，在日本出版。较有影响的论文有《论中国风物传说圈》、《论民间故事传承人》、《论神话系统》、《论中国北方诸民族的多神信仰》、《论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论中国北方各民族的通婚习俗》、《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以及《论当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剧变》、《民俗与现代化的思考》、《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等。他在1983年发表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一文，针对我国的民间口承文艺研究，首次提出“故事传承人”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于推动与深化此后我国关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具有不容低估的指导意义。此外，他的《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曾获全国民间文学论文一等奖，《“灰姑娘”故事在中国》一文以西班牙文发表在墨西哥《至上报》，《论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中国东北的萨满》的英文本先后在德国、美国出版；《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多神信仰》一文在韩国发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乌丙安从事民俗学研究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作为一个在民俗学领域勤奋耕耘且硕果甚丰的学者，他的名字连同他的成果已被中外民俗学界的许多学者所熟稔。接触过他的人，无不被他渊博的人文学识、超前的思维理念、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睿智的话语风格所深深吸引。数十年来，他以学者的风范和人格的魅力带动了众多年轻的脚步，踏上对中国民俗文化上下求索的漫漫学途。他的众多学生们骄傲地称誉他为“民俗学理论园地的‘长青树”’。如今，这棵长青的老树还在编织新的绿荫。正如民俗学史家王文宝在为《民俗学原理》所作序曾由衷地写下的一段话所说：“乌丙安，将在中国民俗学史和世界民俗学史上占有极为光辉的一页。”［14］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注释：
［1］乌丙安：《民间文学概论》，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2］乌丙安：《民俗学丛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王文宝：《民俗学原理序》，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乌丙安：《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7］乌丙安：《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8］（美）阿兰·邓迪斯著，陈建宪、彭海斌译：《世界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10］乌丙安：《生灵叹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1］乌丙安：《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日本东京第一书房1993年版。
［12］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3］乌丙安：《民俗文化新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王文宝；《民俗学原理·序》，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