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德
一、淡泊之中见雄浑
套句白先勇先生《尹雪艳》中的话——“这林老师总也不老。”
20年前我刚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就读时选了林老师的“中国文学史”，一直到20年后我在“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再度见到他时，简直有一股“惊艳”的讶异（这种感觉，很多他教过的学生都有）。20年的岁月更迭令我“视茫茫、发苍苍”，而林老师却丝毫不曾改变，更何况他又是一个早作而夜思、勤力又劳心的人，既要南下到彰化师大上课，又得兼顾台北基金会的业务，蜡烛两头烧，却烧出更旺盛的青春活力。欧阳修《秋声赋》上说：“人为动物，唯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年过半百，纵使不为槁木星星，至少也会有些龙钟老态，但是林老师总是一袭唐装，行如风，坐如钟，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满脑子新鲜点子，常不择地而出；他真气布满全身，活力穿筋透骨，常常是基金会里最“年轻”的人。
林明德老师是个教授、学者、诗人，更是个“活动高手”。他既要教书，又要创作；既要写论文，又得办活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身兼数职、南北奔波的他能“青春永驻”，不见老态？除了每天固定健身（他常爬住家附近的仙迹岩，或在家蹲马步），饮食但求七分饱（甚或日食两餐，中午不吃）的生活习惯外，我以为是他待任何人真诚，对所执之事热诚，又常保一颗赤子之心、古道热肠所致也。他曾自剖自己的个性：“诚于中，形于外，天真，就是我性灵的原姿。”［1］不论你在教室、基金会、研讨会会场，或任何有他在场的地方，他总是会热诚地招呼任何一个人，并令人有备受重视、宾至如归的感觉，现场更会洋溢不绝于耳的爽朗笑声。他来自台湾岛南部乡下，高中毕业即北上求学，就读辅仁大学中文系时曾亲炙叶嘉莹教授、叶庆炳教授、王静芝教授、张秀亚教授、台静农教授、郑骞教授、孔德成教授、王梦鸥教授等诸鸿学硕儒，因此在他身上总是交糅着一股儒雅与醇厚的气质。他不矫揉造作，不八股官僚；他擅长思考擘画，又勇于任事与担当，亦儒亦侠，不拘细行，是所谓“佳思忽来，书能下酒；侠情一往，云可赠人”的豪迈奇纵之人。曾永义教授曾提及：“朋友都说，明德是个很‘淳’的人，从不论人是非。哪个朋友和哪个朋友间有不对了，他就热心的设法使他们‘冰释’。而我又屡次看到他为理念不惜争执，为公义勇于发难的一面，这时的‘淳’，就要智力和胆识了。”［2］他是个干净利落、亲切又有魅力的人，能誉人于面前，无背后之毁言；有乍交之欢，无久处之厌，是所谓“方其中，圆其外”的谦谦君子，于公于私，他都表里如一，因此诗人渡也私下就常昵称他为“欧吉桑”。对任何事任何人保持热诚，生命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而生命能量的强弱决定一个人青春指数的高低（这一点由他已经升等教授之后，又毅然报考政大博士班可见一斑）。
从1965年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就读开始，一直到1989年获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为止，林老师一直都接受正统的学院派所谓“雅文学”的训练（到现在他也一直没有中辍对雅文学领域的研究）。但生命总有意外的转折，在1980年时因缘际会应好友邱坤良教授邀请加入“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任顾问，而开始涉人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的研究领域。后来在1982年加入“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参与策划四届“民间剧场”，并规划“高雄民俗技艺园”投入台湾饮食文化的调查研究，从此“一步江湖无尽期”。他成长于民间，研究民间文化自是驾轻就熟，在那个研究台湾本土文化仍属茫昧荒漠的时代，林老师和一群有识之士的投入，从此掀起台湾乡土文化的研究热潮。在台湾民俗学的领域里，无疑地，林老师是个先驱学者。他帮台湾人民重新寻回遗失已久的文化原乡，“家乡是什么呢？家乡包涵历史、地理、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比如风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也包括气候、物产、动植物、泥土的颜色与气味。”［3］他与所领导的基金会一直把“发掘族群人文、整合民俗技艺、再现台湾图像、重塑乡土情怀”当作努力的终极目标。台湾就在施合郑、中华民俗基金会等“民间先行”的力量推动下，本土文化沸沸扬扬地发展，一直到今天，君不见每逢假日节庆，各地各种艺术节、文化祭均吸引许多民众的热情参与，人们似乎重新发现了乡土文化之美，并热烈地拥抱享受。
民俗学是个包罗万象又异彩纷呈的迷人学科，“民俗学包含民众的未被记载的传统的东西：它包括这个传统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互相传播的方式、技巧。民俗学研究就是试图分析这些传统（包括它的内容和进程）以揭示人类文化遗产中正式记载之外的人类普通生活。只有从民俗人手，探讨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研究不同文化间的联系，我们才有可能广泛地了解人类的智力和精神生活。”［4］“民俗是传统的、非官方的、非正统文化的。它包括以口头或习俗的传统方式传承所有知识、理解、评价、态度、幻想、感情和信仰。这些思想意念的习俗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它们常常互相作用并受围绕他们的所有有关文化的影响。民俗以许多口头和语言的形式、以物质的形式显示它自身，但民俗自身是永远也不能完全整理记录的思想、内容和进程的传统的复合体；它只存活于民众相互影响的传播继承中。”［5］研究正统文学须埋首伏案于旧籍与图书馆中，但研究民俗文化必须走入人群，与广大人民作深度的接触。与书接触是静默的“上友古人”方式；与人接触则是灵活的应对进退，本身必须具备一股亲切和蔼的气质，容易亲近人，也容易被人亲近，这是一种虽在父兄不能移易的天赋；民俗的东西又特别繁琐，必须别具只眼加以收集、审核、归纳、提炼，因此又须具气魄与勇毅。而这些特质在林老师身上皆可看到，他的一位杨姓朋友曾提到：“接到你的来信，仍可体会到你昔日的那种亲切、热忱，那分悠然自适，那种万顷碧波翻不出浪花的恬淡，青林寂寂唤不出鸟啼的情愫。在淡泊中挟持着雄浑、驯良而带有猛兽的性格。如此地从平凡当中隐含不平凡，那是最令我激赏的性格，最令我叹服的气质了。”［6］这种平淡中见雄浑之气的特质，使得林老师赓续1976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走入乡土，走人群众；但林老师对台湾民俗文化的探究态度，并非如基本教义派人士那样所坚持的“本土正确”、惟本土是尚的狭隘文化观。他的视野广阔，兼容并蓄，应该说他是个“文化正确”的坚持者。世界文化如此多姿，台湾文化只是世界、中国文化中的一环，我们固然要保存、尊重本土文化的特色，但也无须自我膨胀到睥睨寰宇，因此他不仅输出台湾文化（带民间剧场到新加坡展演），也协办海峡两岸民俗文化研讨会，借着交流比较，促使两岸文化产生对话的空间。不排斥外来文化，又积极投入维护、发扬本土文化，是林老师对待在地文化的一贯立场，也是他兼治古典文学（雅）与民俗文化（俗）所交融衍生出的一种理念与态度。他自1995年8月接任基金会执行长以来，冲劲十足地举办各项活动，无非是一份热爱乡土、热爱人民的情怀的具体展现。他也常忧心台湾民俗文化与人士的消亡，因此他常和时间赛跑，忙于开会，忙于采访，忙于编辑出版，他总是行色匆匆于官方与民间，试图结合二者的力量与资源，让台湾文化绽放璀璨的光芒。
二、行动派全方位的民俗学者
现代社会在工商繁荣之后，农业时代所创建的民俗艺术正逐渐在消失，所谓的传统文化，正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轻忽。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消灭，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在消失。如今要“复兴”传统艺术文化，惟有重新为它做一现代定位，重新让世人发现它的美、它的善和它的“有用”。林老师曾说：“民族艺术的内涵丰华富美，而样态多彩多姿，既存历史意义且具艺术价值，所以，先进国家如欧、美、日无不加以珍惜，而视为文化的重要一环。然而，在台湾，由于社会转型的关系，庙宇文化消退，民俗活动没落，因此，民族艺术逐渐与社会生活脱节，甚至失去其成长环境与价值。……在现代忙碌的生活时空，只要注入些优美的民族艺术，绝对有助于生命的开展，文化智能的启发，从而提升生活素质，因为，民族艺术是一种伟大的存在。”［7］因此他在1983年到1986年连续四年参与策划“民间剧场”，在台北市青年公园以“广场奏技、百艺竞陈”静态动态交互展演的方式，吸引了两百万人次以上的民众参与观赏。接着与台湾各地寺庙合作，如与台中大甲镇澜宫的醮典推出庙会版的民间剧场，一新当地人民耳目，指出民间游艺的新路向。又与台北保安宫、霞海城隍庙合作推出各项艺文活动，活化传统艺术的功能，让寺庙不只是“宗教存在”，更是“艺术存在”、“生活存在”，让民众得以重享昔日庙宇文化活动的甜美时光。再与中正纪念堂合作举办“龙来闹元宵”、“中正堂的中秋”，让民众重新认识传统节日与习俗的涵义，并藉以调整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紧张与忙碌。高丙中先生曾说：
民俗是由各种重要程度不同的习惯组成的巨大集合，它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利益，第一，民俗是“正确”的生活策略，它告诉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正确地做人处事，并赋予生活以规律。生活本来是异常琐碎复杂的，如果没有民俗提供的程序解放了人的大脑，人是不能承受的。第二，民俗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习惯性共识，使人们顺利地处理生活的差异和矛盾。第三，民俗是一种保障群体利益的社会力量。它既为个人提供方便，也对个人构成限制，以保证群体关系的协调。［8］
民俗文化既有如此丰富的功用，它应该被重新“利用”，以拉近工商社会中疏离的人际关系，并藉以整合族群间的紧张与矛盾，让大家共享彼此的文化成果，以丰富一己之人生。台湾虽然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就幅员辽阔，东西南北自然风土各异其趣如中国大陆而言，固不足奇；但蕞尔小岛台湾，仍然拥有多种多样的风俗面貌，原因在于它既有山海不同的地理环境、海岛文化，一方面又容易接受外来讯息，给生活带来影响，除原住民外，也有闽、粤之别的移民族群，又经过几个不同的政治统治时代，而从农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更引起了生活文化上的重大变化。”［9］台湾本土的民俗文化可谓包罗万象、多彩多姿，各族群各地方均有殊异且迷人的文化艺术，就等待有心人士的发现与采撷。这其中，林明德教授可谓是全方位的民俗关注者，他一直保有一股源源不绝的“民俗冲动”，因此在民俗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投入相当大的心力。他关怀民俗技艺，所以承办“台湾民俗技艺节”、“民族工艺大展”，甚至规划“台北艺术节”。他关怀歌仔戏、布袋戏、南北管等传统表演艺术，因此邀请传统艺术表演团体到“民间剧场”现场演出，并主办“国际偶戏学术研讨会”，且主持“布袋戏小西园技艺保存计划”、“皮影戏林淇亮技艺保存计划”。他关心地方文化，亲自调查研究“大溪豆腐系列文化”、“彰化饮食文化”、“澎湖民间工艺”。他也呼吁国人重视古迹，提升休闲品质，所以他协办“保安宫保生大帝圣诞千秋绕境活动”，策划“古迹的盛会”、“休闲文化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在他这么多的调查研究活动中，特别引人注视的项目当属“台湾的民俗小吃”与“匾联”的研究。
这几年，在台湾，只要提到“吃”，大家就会立即想到“林明德”这三个字，仿佛“林明德”与台湾小吃已经结合为一，就像黄俊雄是布袋戏的代名词一样。“基本上，小吃是个相对于盛宴佳馐的名词，专指市井村野的饮食味道而言。由于它本身具有乡土野趣与独特风味，所以可说是民间文化的结晶与民俗内涵的显示。表面上看，小吃之于盛宴，犹如俗之于雅，层次既不相同，味道当有差别。然而，长久以来，小吃的文化累积与吃道探索，不仅创发精致的品质，也获得雅俗共赏的味道。”［10］研究小吃，对林老师而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他曾说：“接触台湾的民俗小吃，对我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由于参与……‘民间剧场’的制作，与‘高雄民俗技艺园’的规划，必须在教学研究之余，从事一些民俗小吃的田野调查。多年来，让我深深体会到民间文化的丰美，也完成了台湾民俗小吃的初步调查”［11］。
调查民俗小吃，不只是“肠胃享受”，也是一种“乡土文化享受”，因为食物不只传达色香味，也传达“言外之意”——即所谓的文化意蕴。林老师说：“根据我们的体验，任何一种民俗小吃，都可以窥探（领略）其乡土性格、历史背景与文化特色等繁复的意义。换句话说，各地的风土、民情、经济、历史、文化……往往凝聚在某些民俗小吃上。因此，亲炙民俗小吃，可能是了解乡土文化性格的一道快捷方式。”［12］的确，民俗小吃，除了令人满足口腹之欲外，也常传达出特殊的文化信息，列维·斯特劳斯说：“人们选择食物，是因为他们看中了食物所负载的信息，而非它们含有的热量和蛋白质。一切文化都无意识地传递着在食物媒介和制作食物的方式中译成密码的信息。”瞿明安先生也说：“人们在长期的生活活动中对某些特定的食物往往会产生一种特别偏爱的嗜好与兴趣，经过人们的思维活动，把这些特定的食物赋予一定的人性和相应的文化内涵，使得人们心中的各种愿望、情感和爱好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得以宣泄或表露出来，以调节人们的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13］林老师不只广泛调查民俗小吃的意蕴，而且从饮食中得到一些生命启示与饮食哲理，比如他不论盛宴、小吃，但求“七分饱”。每餐饭总是在饥饿状态下进行，且随缘用餐，不挑不剔，最后体悟到“一、超越口味嗜欲，得以洞见人生更多的真趣。二、凡事平淡趣味长，生意盎然。三、处世不即不离，随心自在”的人生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