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有
一
陈勤建的民俗情结源于上海市郊三林塘（现已划入浦东新区）的那所相传曾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行宫后花园的老房子。1948年农历二月初一他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祖上经济上属小康水平，留下了这所江南水乡典型的宅院。童年时期的他就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里，听爷爷奶奶讲故事，目睹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频繁的祭祀活动，在后院的竹林里与兄弟姐妹玩捉迷藏……谈起三林塘的老房子，他总是眉飞色舞、喋喋不休，而且不厌其烦，作者本人起码已听过不下五次。由此可见，童年时期家乡的民俗在他无意识深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从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也有所反映。如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采风报》上发起过一场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的“浦东大娘子”习俗的讨论，就是以他家乡的习俗为背景的。在他的书中，也经常以浦东的民俗为实例。
高中毕业后，与成千上万同龄人一样，陈勤建跨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从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了白雪皑皑的东北，投身到了北大荒的建设之中。艰苦的环境磨练了他顽强的意志，人生的波折培养了他勤于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十年北大荒的生活，使他通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陈勤建真正接触民俗，是从田野调查资料开始的。1980年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办《采风报》，他受聘担任民俗版的编辑（以后担任主编十多年），来稿大多是作者实地调查的民俗资料，因此在编辑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量的民俗资料，这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他与其他纯书斋学者不同的地方，为他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打下了伏笔。
二
陈勤建原来是搞文艺理论的，偶尔的机会，使他在民俗研究上迈出了新路。1979年、1982年他先后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民间文学讲习班、民俗学讲习班，接受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知识的系统培训。返校后，就开设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选修课，并开始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工作，陆续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他参加了《中国风俗辞典》的编写工作，担任副主编，承担了大部分稿子的编审任务，使自己的民俗资料彻底梳理了一遍；1988年，他选编了《当代中国民俗学》一书，把当时国内学者发表的民俗学理论文章又梳理了一遍，挑选了理论水平较高、学科意识较强、具有开创性的论文汇编成书出版。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和对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长期思考后，陈勤建着手了《中国民俗》一书的写作，历时两年多，该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正式出版。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一开始，我便想打破老框框，在我个人学习领悟的基础上，运用经过重新构建的民俗学基本理论，来融化从采风实践中得到的民俗事象，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展示中国民俗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形象资料。”他在书中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该书一出版便在民俗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位著名民俗学家称赞该书是“第一次突破了过去中国民俗学理论建构上的若干不成文的‘模式’——学界内关于‘民俗学’的民俗模式”。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解放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曾在我国一度被取消，1979年恢复学科的地位后，理论和研究人员的准备都不足，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的，先前出版的几本民俗学概论书，其理论框架也基本上承袭了民间文学的理论框架，虽然有或多或少的修正，但终究是先天不足，离具有中国民俗自身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相距甚远。《中国民俗》一书的出版无疑给当时的民俗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无论是学术用语还是理论概括、篇章安排，都是崭新的，具有独创性。
如什么是民俗，该书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提出民俗是一种没有明文约定的规矩，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无形之中制约着人们的言行；同时，这种不成文的规矩又不是杂乱无章的，呈现为一定的程式化——形态动作的模式化，具有相对稳定的套路招式，具有质的规范性，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规律性。把民俗的本质概括为“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文化与生活的双重复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环节”，把民俗的性能概括为“法约性”、“软控性”、“本位偏移性”。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独特的创见性。又如该书第二章中提出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也是他独到的发现。他认为人类的文化意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原生态的民俗，第二层次是由民俗提炼分化出来的各分类学科，第三层次是由人文及自然学科高度理论抽象的结晶——哲学。民俗处在文化意识阶梯的最低层，是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构成了人类文化意识的意象原型，它与一般的意识形态总是同社会生活保持一段距离的情况不同，而是与生活水乳交融、混同一体，是文化与生活——内涵的文化意识和外表的生活方式的双重复合。而形成这种复合的终结原因，是因为民俗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在人类的文化意识框架里，处在最下层；在经济基础框架里，又居于最高的阶梯。民俗上沿，与人类文化意识相联；其下沿，又与经济基础相锲”。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论证，为解开民俗与其他学科以及人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
时至今日，书中的许多学术用语、观点，已被许多学者接受和引用；在整体的民俗学理论框架上，至今仍然很少有专著超过该书的。
三
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构架后，陈勤建开始着手文艺民俗学的研究工作。说起来还有点滑稽，他对文艺民俗学的研究是逼出来的。因为他当时在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室，对民俗学很多人还不了解，他的研究常常被误解为“旁门左道”、不务正业，他发表的民俗学研究论文在许多人看来算不上是学术成果，被逼无奈，他就开始了民俗与文艺关系的研究，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研究初始，异常艰苦。虽然从“五四”以来就已有不少学者论及文艺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是零碎的、感悟式的，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是前无古人的事，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理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白手起家。好在他也具备有利的条件：一是多年任教文艺理论，对文艺创作规律、文艺批评模式、各种流派的文艺理论等有较深入的理解；二是在北大荒期间通读了大量哲学原著，打下了扎实的哲学基础；三是通过多年的探索，对民俗学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构架。这三方面的优势为他创建文艺民俗学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1991年《文艺民俗学导论》出版，该书从文艺学和民俗学契合的视角，探讨研究了文艺与民俗的关系这一前人感觉到而尚未认真研究和重视的课题，为文艺研究和创作实践开拓了视野，是一部拓荒性的理论专著，从而创建了一门新的民俗学分支学科。由于它的开拓意义，获得了教育部二等奖，入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著纲要》，许多报刊都作了专门介绍，并被许多大学定为研究生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