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凌石
万建中教授与民俗学有难得的机缘。他先在中国民俗学发源地北京大学求学，后又师从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他将这些经历视为自己从事民俗学研究的珍贵财富和强大动力。名校的熏陶、名师的教诲和自身的努力造就他注重实证、力求创新、方法多样的治学风格。在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中，他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多部，其开创精神及在民间文艺学、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得到众多学界专家的赞誉，成为民俗学界中青年学者中的突出代表。
一
民间故事研究是万建中教授长期关注并取得突破成果的领域。他发现已往民间故事研究大多重视类型研究。通常研究模式是将有相似情节的故事归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其互相影响和流传变异的轨迹，进而追溯其历史渊源。这种研究方法优点在于能够展示同一类型故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间的演变轨迹，然而由于故事产生存在多源说和一源说，以及仅凭借文献记录来判断故事产生的时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结论的可信性难免让人质疑。
他对此深有感触，毅然在读博期间选择了民间叙事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禁忌主题来进行研究，力求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一个新的领域。这一想法得到导师钟敬文先生的肯定和支持。历经多年潜心研究，博士论文《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出版后由于其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创性得到良好的学术反响。他首先从民间叙事文学作品的结构形态人手，将其中的禁忌主题划分为故事内和故事外两大类型，并在故事形态结构层面进一步划分含有同一主题的故事类型，从而开创性地将属于不同类型却具有相同禁忌主题的民间叙事文学作品纳入同一层面来进行研究，突破了原有的追溯同一类型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变异情况的研究模式，从而获得一个崭新的研究途径。从这一角度出发，他精心选择了祖婚型、天鹅处女型、禁室型、地陷型、识宝取宝型、赶山鞭型、神谕型、避讳型、解禁型和嘲禁型等十种禁忌主题来进行文化解读，不仅揭示了纷繁复杂的禁忌主题由古至今的演进轨迹，还阐释了禁忌主题所蕴藏的未为人知的深厚文化内涵。如他将盘瓠神话故事、仙乡型传说、关羽传说作为禁室型禁忌主题来加以考察，认为此类禁忌主题的成功建构不仅消除了后人可能产生的对神的不敬心理，还充分显现出民众利用禁忌主题来强化信仰观念的天赋，进而通过对神圣容器——“室”的分析，得出其与远古生殖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后演变为由一种生命样式向另一生命样式转化的神圣容器，违禁原因在于神圣容器内外存在“时间差”这一富有创见的结论。书中诸多创见正是由于从这一独特角度切入，运用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加以阐释才得以实现。［1］
禁忌主题研究另一创新之处体现在将民间口头文本与民俗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这个创意很好地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从内质上沟通起来。为了实践这个创意，万建中教授在方法论方面有两个创举：一是确立“文本”的根据；二是“主题学”的引进。
在确立“文本”的根据方面，有意识地突破方法论上的一般认识。一般说来，民俗学强调“田野作业”，民间文学也强调考察文本的生成、传播实态，这无疑是正确的治学之道。此课题研究对象既注意到文学文本，也注意到生活文本，两者在具体的时空中是合而为一的，这样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和可供阐释的空间，可以避免以往研究民间文学只注重文学性、文化性而忽略了生活性的弊端。
在“主题学”的引进方面，没有将自己限定在已有的按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划分的故事类型及“母题”模式之中，而是从实际的研究需要出发，确立了以本身就包含浓厚民间文化意识的“主题”为落脚点的方法，重新组织划分含有“主题”的故事类型，并且开创性地在故事形态结构的层面进一步划分含有同一主题的故事类型。
当今不少民间叙事文学研究还仅停留在对文本中的母题作文化阐释上，而对民间叙事文学与民众生活互依互动关注不够。他在该书第四章着重探讨禁忌主题与禁忌民俗的互构、互诠关系，从“局内人”立场来审视禁忌主题与禁忌民俗的关系，纠正了一些人认为禁忌是“对人身心禁锢，是消极的对自然力妥协的行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有害的文化表象”的偏见，指出禁忌主题是由具体的历史事件或日常行为架构起来的，拥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内涵文化。禁忌虽是无理的，却又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有时是一个群体的需要，要求用一些他地所没有的民俗事象来作为群体互相认同的文化符号，故事外禁忌主题正是族群在认同过程中找到的最佳的文化表现方式之一，它最大作用就是对于族群的认定。禁忌主题不仅是禁忌民俗的反映，它在表现和解释禁忌民俗内涵的同时还影响和促进禁忌民俗的传袭，两者之间互相凭借和附就，构成良性发展的运作机制。这种研究途径尝试将民间叙事文学还原到民众的生存情境中加以审视，把文学文本与生活文本结合起来研究，比以往从文本中寻找对应民俗事象的研究途径前进了一大步，得到许多学界专家的赞誉。钟敬文先生认为“这一成功的学术实践，拓宽了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空间，其学术水准处于中国故事学研究的前沿”［2］，刘守华教授则指出：“关于就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这两个领域所作的跨学科研究，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是一项出色成果”［3］。
二
在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研究上，他一直尝试着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认为这样才能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和深厚底蕴，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由此形成研究方法多样性的特点。
他的地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赣民俗研究。他以翔实史料和现存民俗为依托，将民俗文化与地域环境及人文环境结合起来，从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论述江西民俗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主体特色，梳理其演变轨迹，分析在民俗文化热潮下赣民俗研究受冷落的原因。他从民俗学角度纠正部分学者认为赣民俗是中原民俗翻版的看法，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赣民俗，是江西古老的三苗、荆楚及吴越的土著民俗和北方中原南下的客籍、客家风习相融合的产物。赣民俗在其奠基时期就开始具备了恒常的兼容态势，但这种兼容不仅没有形成一种超乎以上诸种民俗因子之上的新的整一的民俗体系，一个包蕴自身丰富的特定内涵的民俗文化圈，反而将赣俗的个性消磨褪色，淹没肢解。赣俗既未沿着土著的方向进化（如楚风川俗），北方传人的客体民俗又不可能取得优势地位。如此，赣民俗特色不得凸现，自然难于与其他风俗圈齐头并立，继而认为尽管“由于赣俗自身发育尚未完全成熟，亦即风格及特征不甚鲜明，加上历来学者们认识的褊狭，致使赣俗一直遭到不应有的冷遇，以致将一些土生土长的赣俗事象也误作属外来的”，但江西特有的生态环境“又使其不断地淤积、杂合、溶化异域民俗，酿成一个民俗元素容量极大的原生态及再生态文化意识团，因而古老的民俗事象能遗存下来，沉淀其中，便免去了流失的遗憾……赣民俗是座值得潜心发掘、清理的丰厚的民俗宝库”。［4］他的这一结论是以鲜活的民俗材料和文献资料为依托，在自己多年的江西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作综合论证得出的，揭开了长期以来中外民俗学者在赣民俗认识上的迷雾，展示了赣民俗研究的独特价值，给为数不多的赣民俗研究者以极大鼓舞，亦体现自己对家乡民俗文化的挚爱之情。这种注重实证、力求创新的治学方法同时得到陈子艾等前辈学者的肯定。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且丰富多彩，不仅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还对中国上层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他的《饮食与中国文化》一书正是立足于这一日常生活方式，从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美学等多学科角度揭示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厚意蕴，进而探讨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中西文化的关系，并尝试构建中国饮食风俗文化的科学体系。与其他饮食文化著作相比，这样的研究角度既避免了对风俗事象的平面描述，又能全面展示饮食文化的多姿魅力。该书分十四章，标题分别为：中国饮食文化的发生、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中国饮食文化的艺术魅力、中西饮食文化之比较、饮食与宗教信仰、饮食与礼仪、饮食与古典哲学、饮食与古典美学、饮食与科学、饮食与禁忌、饮食与文化传播、饮食与文学、中国年节食俗、少数民族食俗文化。
他从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宗教、民族文化交流等多方面考察饮食文化的发生机制，展现中国饮食文化机制内部条件的完善和多层次；再分析总结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和艺术魅力，透过饮食文化看中西文化差异，细考中国年节食俗的形成、特征和民俗内涵，并将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划分为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三类型，阐释其文化意蕴。书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论述中国饮食文化与古典哲学及美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