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建立起了一种新秩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没有前30年的铺垫，就不会有后30年的大发展。
没有前三十年的教训，就没有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新生命总是脆弱的，她最需要的是修复疮伤，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像任何新生命一样，新中国非常脆弱，面临着种困难，摆在她面前的最突然的问题是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2年底，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准备阶段。
1949诞生
194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老百姓叫改朝换代。新中国就像一个刚刚钻出土的新芽，不断地冲破层层压制与阻力，不断地向上、向周围开拓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钻出泥土，新希望就像无所不在的阳光一样充盈在天地之间。
举国欢庆的日子
开国大典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1949年9月25日，罗新书所在的学员班百十号人正在一个大场院里正吃晚饭，指导员陈狄吉同志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布：“中央首长指示，要我们全体学员赴京参加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一时间，正在场院上吃饭的学员们鸦雀无声，都惊呆了。过了几秒钟，大家忽地碗筷高举，齐喊“乌拉！”，欢声四起，接着，整个小城沸腾了。谁还顾得上继续吃饭，筷子敲碗，就是最好的打击乐器，边跳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音调不准，却是发自肺腑；一步一跳的“步步舞”谈不上优雅，却比古往今来任何舞姿更优美。当罗新书回到住宿地，房东大娘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喜不自禁地抓住她的双肩高声地说：“新中国快诞生了！”老人家的眼里瞬即涌出两行喜泪……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此后的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把10月1日定为新中国的国庆节。
在众目期盼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0月1日诞生了！
在北京的各界群众，有机会亲眼目睹开国大典的盛况，可对于首都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于西北革命老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由于无法参加开国大典，他们更渴望听到开国大典的消息！当时，赵勉是陕西省电台（原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她们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准时转播开国大典实况，领导专门在西安买了块黑色表盘的瑞士手表以方便她们对时。当时没有报时音乐录音，她们就在播间室中放了台钢琴，逢整点就敲击“哆咪嗦哆”。下午3时许，风华正茂的赵勉坐在麦克风前激动地宣布：“现在开始转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实况！”瞬间，来自北京的电波传进播音室，又被发射出去，赵勉目不转睛地仔细监看着运转着的机器，屏住呼吸仔细倾听着毛泽东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当毛主席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身在播音室的赵勉虽然不能鼓掌，不能欢呼雀跃，但她感觉自己激动的心一直在“咚咚”直跳，仿佛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接着，军乐声和礼炮声响起来了。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了二十八响，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上了云天，在万目注视中骄傲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接着，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然后是阅兵式，朱德总司令乘敞篷汽车从天安门驶出，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检阅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并走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随后，海军、陆军由东而西通过天安门，接着飞机在空中轰鸣起来。
检阅仪式过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数十万群众不由自主地涌向金水桥畔，想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利益的代表，是赶走日本人、埋葬蒋家王朝、创建新中国的元勋。毛主席在城楼上东西往返，不断挥手，高呼人民万岁，群众在城楼下举手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党心、民心相互交融，奏响了最铿锵有力的交响乐章。
当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4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李维汉为秘书长。教育家黄炎培以“一生不做官”而闻名，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组建政务院时，一大批党外人士被吸纳到政务院的高层，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大连的黄大能从报上看到71岁的父亲黄炎培居然出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消息时，感到非常纳闷。原来教育家黄炎培以“一生造福公众，拒不做官”而闻名，曾多次拒绝袁世凯、蒋介石等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后来他到北京出差，就问父亲黄炎培：“父亲一生拒不做官，现今已年过七十，恁地做起官来了？”黄炎培答道：“这是人民政府的官，而且是做事，不是做官。”那黄炎培是如何转过这个弯的呢？原来，周恩来曾两亲自到他家里请他，恳切地对他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年过七十的黄炎培最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盛情邀请。4像建国初期，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政治民主，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被吸纳到国家管理的高层。
1949年12月31日，中共发表了《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1950年的战斗任务：“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出于“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的考虑，毛泽东向刘亚楼强调：“必须加强空中力量！”此前的1949年11月11日，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任参谋长，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任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新中国将像空军的成立一样，从此将飞得更高、更远！
在枪炮声中，新中国终于诞生了！到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全部解放。人民政府先后没收了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企业共2858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农村，已在1.2亿人口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然而，由于战争的创伤，全年工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主要产品产量普遍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钢只有15.8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产90多万吨），粮食只有2162亿斤（解放前最高年产2774亿斤），棉花只有559万担（解放前最高年产1698万担）；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价不稳定，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摆在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正《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在1950年需要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虽然前方的路充满艰难险阻，但中华儿女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之路，为未来的和平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决不再“跪倒在地上办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的呢？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5周恩来这段在11月8日外交部成立仪式上的演说词最能表述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和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向各国政府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5日，一心想要与部队一起开往西藏，及早解放全中国的王幼平突然接到命令，调他到北京从事外交工作。王幼平非常不甘心地带着一家大小来到北京报到。原来，中央因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职业外交家，只好从军中挑选一批“信得过”的精英来出使外国。王幼平还依然记得当年的“大使培训班（培训从1949年11月开始到1950年7月结业）”：“在我们赴任前，外交部为我们举行了培训班。主要请国内的学者专家如何思敬、王铁崖等给我们讲国际法，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毛岸英同志给我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爱夫朗可等介绍本国情况……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像王幼平一样，新中国任命的驻外大使，差不多有一半是威名远扬的战将。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迅速组建起来，新中国的外交官们开始以崭新的面貌昂首挺胸踏上国际舞台……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和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前排右三）等一起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会。
开国大典的次日，苏联成了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交的友好国家。前苏联驻华总领事谢尔盖·齐赫文斯基回忆了中苏建交的片断：“第二天早上，莫斯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关于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和周恩来的信函。不久莫斯科指示我就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的任命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我拜访了周恩来，并征得了同意。罗申到北京上任，很快举行了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非常隆重，中央人民政府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出席了。”
得知苏联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蒋介石只觉得自己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忧虑地说：“俄帝之承认共党伪政权，实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为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订立军事同盟，助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正如蒋介石所料，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正式出访苏联。毛泽东在抵苏书面讲话中指出：“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由于正好赶上斯大林七十大寿，毛泽东就亲自选定了两车皮礼品：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送蜜橘很好理解，但用大葱作礼品却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许多年后，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终于从一个笑话里搞明白了毛泽东送大葱的寓意。原来，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吃大葱马上不打了。阎明复说：“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那么，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当日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举行盛大庆祝酒会。热烈的气氛为毛泽东访苏取得的圆满成功画上了句号。
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此外，承认中国的还有南斯拉夫，中国的近邻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等。
1949年，新中国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年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共有25个，这为中国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除了重视同各国建交，新中国还非常重视恢复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组织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指出中华人民共利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合法政府，要求立即取消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同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通知联合国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同的首席代表，此后又任命了出席联合国各重要机构的代表。直到1972年，新中国才正式地被联合国接纳。
国民党败走台湾
一脸哭相的蒋介石
“国军全面反攻已指日可待，区区共匪何足畏惧，要消灭它，不过如秋风扫落叶……”1949年9月14日，蒋介石来到成都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检阅演讲时，口中假牙突然落地！在接下来的阅兵式中，一台加农炮车又突然在“中正”台前因故障而抛锚，后面的炮车因前面受阻，挤作一团，阅兵式不到半小时就草草收场。
12月3日，蒋介石再一次检阅黄埔军校全体师生时，升到旗杆一半的青天白日旗因旗绳崩断突然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
接下来，蒋介石更加窝火了！
“据报，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9这是蒋介石1949年10月1日日记中的一段话，这一天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生气、最痛苦难堪的日子。此时的蒋介石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已经下野近九个月。
这一天，下野八个多月的蒋介石在园子里踱着方步，一个下午蒋介石都很少说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中共产党新闻称他为“蒋贼介石”，这使他非常生气！
然而一心想尽快复职就任总统，依靠广州或台湾，与共产党、解放军一决高下的蒋介石，被就是不肯交权的代总统李宗仁气得肺都要炸了！1949年8月起，迫不急待的蒋介石开始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草山（阳明山）正式成立总裁办公室办公。
1949年2月11日深夜，面对国民党无可挽回的败局，和蒋介石有着莫逆之交的戴季陶效仿三个月前自杀的陈布雷，自杀于成都枣子巷家中……
不过，让蒋介石更为生气和丧气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已成为一种时尚。
2月25日，吴淞口“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4月27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25艘舰艇1200多名官兵起义；
……
“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这是陈明仁在9月19日政协大会上的发言。1949年8月4日，被蒋介石称为“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的陈明仁将军和程潜在长沙宣布起义。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公开讲话，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药。
9月19日，绥远董其武起义；
9月25日，新疆陶峙岳宣布起义；
……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
当蒋介石听到他的许多老部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庆典时，愤然站起，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混蛋，老蒋待你们不薄，一群卖身求荣的王八蛋！”
然而，很快东南尽失，蒋介石又急急飞往重庆，企图保住西南，与台湾东西呼应。怎奈国民党早已兵无斗志，将无战意，溃不成军。
1949年12月7日午饭后，败到成都的蒋介石正要休息，又接到“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的电报！当晚，蒋介石决定离开成都，并亲自签发了手谕：“命令政府迁至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中正。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12蒋介石的迁台手令一下，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顿时乱成一团，机场的候机室、走廊，甚至厕所、停机坪上，到处都坐了人。一架飞机刚降落，立刻就有成百人涌上去挤占座位，更有为抢座位而大打出手的。
1949年12月9日，三处起义的消息让蒋介石又气又惊又怕。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宜宾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槐起义！
又得知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捉蒋敢死队”，风雨飘摇、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在中国大陆久留，只好在1949年12月13日，永别大陆，飞向台湾。“中美”号座机徐徐驶入了跑道，加速，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中。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别离成都，直至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再也未能踏上大陆一步。
至此，国民政府的驻地由南京、广州、重庆、成都，不得不迁往台北，这正表明了蒋介石节节败退的过程。
1949年12月22日晚上，蒋介石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他在次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昨晚冬至夜得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扒上梯顶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则前途虽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13蒋此时的处境和心态由此可知。
风云印记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同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接着兴行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
11月1日和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两次开会研究稳定市场物价问题。陈云主持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采取停止贷款和按约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高价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平抑了物价。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会议还分别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要求各地迅速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的建设，使已经成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加密切联系并依靠各阶层人民推动各项工作。随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它们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4000万人。指示要求灾区各级人民政府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帮助灾民生产自救，并提供一部分贷款和救济粮，扶助灾民战胜灾荒。指示还号召开展节约互助运动，要求机关干部带头参加每人节约一两米运动。
12月3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
1950不容喘息
本年解放战争接近胜利，财政困难的局面初步扭转，但朝鲜战争的战火又烧到了家门口！真是不容片刻的喘息！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
这是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1950年4月17日给毛泽东，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四人的上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财政非常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财政制度不健全，收支系统不统一，各地自收自用。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决定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3月3日，政务院据此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
《决定》执行到4、5月间，初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
对此，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16.陈云也说：“统一与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然而在大好形势下，却暗藏危机！薄一波回忆当时的形势说：“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据薄一波回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的批发市场上，大米的交易量4月份比1月份下降了83%，棉纱下降了近一半。全市1000多家工厂倒闭，2000多家商店停业。18上海市长陈毅在他的紧急报告中说，“上海人心浮动”19.
惯于忧国忧民、与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黄炎培内心难以平静，在4月17日写下了开始的那封信。
此信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然而，不断收到下边告急信息的黄炎培又向陈云进言：
“上海（当然不只上海，不过我来往人较多，知之较多且切）市况实已近于危急。必须趁早用全力来扭转，越迟越难。如您想定办法，我意不必迟至下星期二……”
为了讨论和研究物价稳定后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5月8日至26日，中财委召开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一些具体政策和作法。会后，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人民政府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引导它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从此，各种经济成分开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初步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
为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会议确定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欣然接纳，并作为当年的工作重来处理，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对此，黄炎培非常满意，非常感动，在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1950年5月30日日记）。几个月后，黄又亲笔书写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并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在1950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像过去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咱们大家翻了身，唱着歌儿大街走啊，再不是愁眉苦脸人。”
分到土地的新中国农民喜笑颜开
新中国的农民们手捧土地证，扭着秧歌唱着这些革命歌曲来表达自己分到土地后的喜悦心情。这些革命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农民尝到了翻身做主的甜头和真实含义，农协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生产互助，站岗放哨，扭秧歌、搞宣传，热火朝天。
不过，在热闹的背后，曾引发过关于如何对待富农的争论。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为止，我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基本上都是打击或消灭富农的。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毛泽东作出了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召开，重点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
鉴于有些民主人士以为“江南无封建”，抱有“和平土改”的幻想，或者对土改表示疑虑、不满甚至抵触。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大家像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他幽默地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号召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实地调查，到农民中去看看他们的欢喜和愁苦，他称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彻底地做过，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不怕人看。毛泽东号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当时，黄炎培就对土改存在疑点，因为一些苏南的地主就征粮、征税和土改政策的执行向他诉苦告状。毛泽东得知后，就把许多有关土改的报告，包括对土改过左的报道及中共华东局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的党内指示，送给黄炎培一阅。同时还鼓励黄炎培到苏南考察。实地考察后，黄炎培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地主们说的那样。他认为“苏南土改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施行。此后，大批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投入到3.1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开展空前的土改运动。
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农村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内解放战火未熄 抗美援朝烽烟又起
彭德怀在朝鲜前线
“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23这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中央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任弼时同时在西柏坡时对劝他休息的医生讲的话。1950年10月24日晚，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前一天，任弼时带重病认真研究朝鲜战局直到深夜。25日，这位“人民的骆驼”突患脑溢血，于27日不幸逝世，终于实现了自己为革命事业干到生命最后一步的夙愿。
正如任弼时所言，此时的新中国正是多事之秋，国内解放战火未熄，抗美援朝烽烟又起。这一年4月16日至5月1日，海南岛刚刚解放，10月6日至24日，解放昌都，刚刚打开解放西藏的大门。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大陆上还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10月10日，中共中央刚刚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此前的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台湾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0月1日，毛泽东接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信中说：“美帝国主义……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朝鲜时间九月十六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京城。目前的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毛泽东当日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力主出兵援朝，但与会领导人顾虑重重，多数人主张不出兵。侵朝美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曾估计此时的中国“没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会向鸭绿江以南派兵作战！
在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毛泽东紧急召到北京的彭德怀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并没有发言。5日，毛泽东单独约彭德怀面谈。彭德怀表示赞成毛泽东出兵的决策，愿意出任志愿军司令率兵援朝。彭德怀在下午的政治局讨论会上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25彭德怀的发言坚定了与会领导人出兵朝鲜的决心，大家对他临危受命、率军入朝作战的大无畏精神感到由衷地敬佩。彭德怀又一次告示天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此前，中央原决定派林彪率军作战，但他却托病不肯去。散会后，在中南海畔，有人走过来拍了拍彭德怀的肩膀说：“还不服老哟！”彭德怀仰天长笑，说：“我到死也不服老……”
13日，彭德怀表示，一定要打，要打就要打赢，他令出国部队10天完成作战准备。
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彭总指挥我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发动3次进攻战役，扭转了朝鲜战局，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敌军遭到痛歼被迫溃退到三八线以南。
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感叹地说，美国有关朝鲜战争的重大错误之一是低估了中国人的实力，在于美国采取越过三八线进攻朝鲜的行动。彭德怀向这位美国人证明了他所代表的中国人是“神志清醒”的！
风云印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
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这是扫除我国封建旧传统，实现妇女解放的一件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
2月28日，中财委发出《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这是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以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重要措施。
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学习，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施行。
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与民族工作
3月21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4月28日，政务院举行第三十次政务会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在会上作关于民族工作问题的报告。强调要尽量减少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和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并尽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反对急性的作法。
整风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同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1951大一统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基本完成统一。藏胞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撑着各色的花伞，乘着芬芳的菊花香，捧着洁白的哈达，融入了中国各民族团结的温馨大家庭。
“毛主席的队伍”来到拉萨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大道上。”这首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过的歌曲，家喻户晓。这是描写西藏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西藏翻身农奴幸福的歌曲。
由张国华率领的由西康出发的十八军胜利到达拉萨
“北京的金山上”的光芒照到西藏，是在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1951年9月9日，拉萨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跋涉了千山万水，终于披着阳光到来了。当他们抵达距拉萨城十里的拉萨河边时，拉萨城内的人民都迫不及待地地成群结队跑到河滩帐篷前参观。他们对这支队伍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们对指挥员和战斗员们的一举一动都留心观察，仔细端详战士帽子上的“八一”帽徽。原来这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的先遣部队，是藏民们所说的“毛主席的队伍”，他们不仅充满好奇，还富有热情。入藏部队到来时，他们一大早就像流水一般从各处拥向城郊的欢迎站。他们穿着白色的服装，各色的花伞，妇女们穿上套着各种彩色的背心、腰中束着精致带子的绿袍，来欢迎自己的军队。拉萨城内缤纷异常，军队入城时，洁白的哈达向他们献上，怒放的菊花格外芬芳，拥挤的人群的盛装格外美丽。“从来没有见到这样整齐雄壮，纪律严明的队伍。”藏胞们由衷地说，他们大声地喊“解放军牙堡热”（拉萨语很好的意思）。
晴空万里，布达拉宫的金顶映着阳光，放射出夺目的万道光芒。这是来自“北京的金山上”的光芒。
不过，光芒照到西藏，是经过了重重波折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一片欢庆，但当时大陆并没有一统，西藏仍处在达赖统治下的农奴制社会。建国后，中共中央便将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提到了很紧迫的议事日程上。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致信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281950年1月2日，他又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29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把18军军长张国华召去重庆，部署入藏行动。他们同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创始人，长期在藏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平措汪杰会面，双方都希望和平解放西藏。因此，虽然箭上到了弦上——军队已布置好，但始终未发。从1950年开春以后，陆续有三四批以劝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当局与中央政府合作，让解放军和平入藏为主旨的劝和团，出发前往西藏，但这些劝和团只有第一批得到了噶厦当局的回复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信件，信中表态称西藏愿与中国保持和发展的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院的关系），随后的几个劝和团要么被阻在金沙江东，再不得前进一步，要么劝和信转送拉萨后，再无下文，最后一个劝和团的首领格达活佛甚至在拉萨面见达赖喇嘛后，不幸离奇逝世。
解放军当时陈兵金沙江东岸，藏军的三分之二也都摆在了昌都地区。形势紧张，虽然昌都基巧阿沛·阿旺晋美积极奔走，但效果甚微。时不可待，8月中旬，毛泽东再次了解了入藏作战准备情况后，下达了实施昌都战役的指示。10月，昌都战役如期打响了。藏军溃败，阿沛·阿旺晋美宣布投诚，昌都解放。昌都解放后，阿沛·阿旺晋美在平措汪杰的恳谈下，深受感动，对共产党、对解放军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逐渐感到和谈是最佳选择，他为日后解放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阿沛·阿旺晋美执笔，以其亲身经历，详细叙说了解放军坦诚相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进军西藏、和谈的方针，这封信上有40名昌都府官员签名，信被送达达赖及噶厦，然而这封言词恳切的上书，并未打消拉萨的政教领袖们的迟疑彷徨，最后在印度、美、英支持达赖的政策撤销后，达赖终于进退维谷，他亲自写了一封信札，送到驻新德里的中国使馆，诚恳地表示愿意谈判。
政治天气转暖，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代表团1951年3月29日从昌都动身赴京，一个月后，关于西藏和评解放的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是艰苦的，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西藏东、北与内地相连，只有南面与印度毗邻。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宣称已有解放军了。”30大意就是噶厦当局想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只有名分上的主权，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又重申要入藏，实行区域自治。双方在此僵持了很久。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部分噶厦和谈代表深切感到坚守的困难。反复权衡利害，后来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给予了首肯，第一个难关总算通过。第二个难关是关于班禅合法地位的问题，达赖及噶厦政权与班禅有矛盾，代表团又代表的是达赖及噶厦政权，他们强烈反对恢复班禅的合法地位，在李维汉的指令下，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探查班禅合法性的问题，最终找到了10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原国民党政府颁给10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等。虽然出示了证据，但噶厦与班禅积怨太深，不可能由一次谈判而冰释。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提出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这层意思阐明后，班禅问题告一段落。但是，当进行到把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写入和谈协议时，西藏代表均勃然作色，他们高声质问，大声喧嚷，“我们已经有了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我们的脖子上又骑上个人吗？”李维汉也怒形于色，说了一些气话，谈判濒于破裂，平措汪杰感受到这种气氛，他于是把李的话翻译成：“李代表的意思是暂时中止谈判，请代表们先回住处休息。”之后，平措汪杰耐心细致向藏方解释，他说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的，解放军解放的所有省份，都随之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将来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最高首脑仍是达赖喇嘛，怎么会是脖子上又骑个人呢？西藏代表们内火顿时泻了，疑虑打消，和谈恢复。
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邮购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云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为了这一天，很多人都付出了呕心沥血的努力。在《协议》签字当晚，在李维汉主持的庆祝酒会上，他首先举杯向平措汪杰说：“今天的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的成功立了大功。”这时，噶厦的代表凯墨·索安旺堆也来到平措汪杰身边，对他说：“我也认为第一杯酒应该敬给你，你是这次谈判的功臣。”而酒会刚结束，平措汪杰就因极度疲惫，突然虚脱晕倒了。
噶厦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10世班禅及堪布厅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宴会。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定以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发布了进军藏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西藏问题最终解决。北京的光芒最终照到了西藏。
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1952年进驻山南隆子，7月6日进驻边防重镇亚东。至此，人民解放军已进驻西藏各边防要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
风云印记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上年12月31日到本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3次反击战役，歼敌17.9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朝鲜战争边谈边打。
7月下旬，根治淮河第一期工作胜利完成。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展开，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1952三反五反
1952年，前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党政机关及私营工商业中积蓄已久的问题终于引发了疾风暴雨式的“三反”、“五反”运动，其势迅即席卷神州大地，刘青山、张子善的大案恰似这场暴风雨中的惊雷，发人深省。
风雨起苍黄
他喜欢吃韭菜馅饺子，可是，吃得多了觉得烧心，于是他就要求炊事员做饺子时要有韭菜味，但不是韭菜馅。这可是个难题，当时正值寒冬，韭菜很难找。而且，即使辛苦地找来，也挤不出一点汁儿，如果把韭菜搅成稀糊状做馅，又会味过了。炊事员可难坏了，绞尽脑汁，试验了好久才找到办法：将猪肉、虾仁、炒鸡蛋并白菜心剁烂搅馅，包时每个饺子放几根洗净挑好、茎粗叶宽的韭菜，茎根包在饺子皮褶外，煮熟后趁热捏住茎根抽出。结果，炊事员做出的味道，他吃后连声叫好。
他是谁呢？他就是原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当时刚解放，一般干部群众连吃饭都成问题，刘青山这样吃可以说是“食不厌精”。这是刘青山生活作风的一个缩影，而在为官上呢，刘青山把自己管辖的天津地区视为“王土”，他是天津地区唯一的“一个领袖”、“一个头”，他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下还不行吗？”正是这种思想，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与刘青山齐名的是张子善，他是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两人都利用手中权力，大肆贪污受贿，骗取银行贷款。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刘青山、张子善公判大会现场
1951年11月下旬，河北省的一次党代会上，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拍案而起，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厉声揭发出来，立刻引起与会800多名代表的全场轰动。这一下影响不小，很快惊动了中央。处理刘、张案件委员会很快成立，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开除了刘、张的党籍，并依法逮捕归案。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二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张贪污案从揭发到判决，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二十天。
这是发生在1951年底到1952年2月，在三反运动中的一桩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罪行被揭发的那个“党代会”正是河北省委召开的贯彻中央开展“三反”运动精神的第三次党代会。
三反运动开始于1951年底，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这场运动的开展是势在必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逐渐恢复，但是由于刚建国，有关制度并不完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生出来。这对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对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产生很大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也被损坏。刘青山、张子善是当时比较典型的腐败案，据华北地区统计，1950年全年处理腐败干部303人，1951年上半年增至531人。在东北地区，仅沈阳一地，在工商局所属各专业公司中，就查出贪污者3629人。反贪污是一个很重大和迫切的课题。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浪费。机器损坏、物质霉烂的现象令人痛心，工程设计不周而造成停工返工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两个严重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官僚主义作风的大肆盛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讲排场、生活奢侈，国家财富大量流失，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家财政负担很重，脆弱的国家经济形势有发生大动荡的危险。“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一现象严刻地摆在了中央面前。
1951年12月1日和8日党中央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斗争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同等的地位，中央强调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的大幕在各大党政机关轰轰烈烈拉开。
“三反”又称“打老虎”，当时规定凡贪污1000元以上者即称为“老虎”，贪污数额达到1亿元为之“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者为“小老虎”。党和政府以“打大老虎”为号召群众，采取“搜山”的方式，追寻“大老虎”。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此后一些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陆续被揭发出来。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这次“三反”运动的力度是很大的，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落马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两人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参加斗争。刘青山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严刑拷打面不改色。张子善领导工人罢工，带头卧轨，被逮捕后在狱中带头绝食。虽然他们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薄一波等高层曾向毛泽东求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坚决严惩。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31毛泽东的话落地有声，字字铿锵，振聋发聩，表出了党中央的坚定决心。
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紧随“三反”运动的，是“五反”运动。
“五反”时期街头宣传画
“五反”是指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它其实是从“三反”中衍生出来的。“三反”运动，是在党政机关中开展的，在运动中，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想彻底铲除党政机关中的“三害”，就必须反掉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五毒”。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运动开展的同时，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由各级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店员中积极分子组成的“五反”工作队，进驻私营厂店，组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守法资本家在内的“五反”统一战线，对不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运动中，出现过逼供信等偏向，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且对具体方针和政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3月5日，毛泽东提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32.
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
1952年10月25日，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风云印记
6月20日，于本年4月5日动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完工。
7月1日，新建的成渝铁路通车。
10月14日，美帝国主义为了迫使中朝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向上甘岭我军阵地发动了1年来最大的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43天内，打退了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7万多人，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本年冬到次年春，土地改革运动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