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力量生长得快，但也最容易受挫，受挫后也最容易受重伤。
1959热风吹雨
就在旨在反思“大跃进”恶果的庐山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封不期而至的信让历史改变了轨迹。
神仙会
对中国人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简直是一场灾难。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这五风的蔓延使得毛泽东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59年6月的时候，他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议题是毛泽东确立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8个问题（后来又增加了6个），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这次会议也叫神仙会，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避暑，二是让大家冷静地反思一下，三是会议安排尽量宽松，悠闲自在，让大家畅所欲言。王光美回忆说：“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庐山，所以大家纷纷利用开会的间隙，游览观光。”
7月2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便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从7月3日开始，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形势和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气氛很好。
相比之下，彭德怀就激烈多了，他7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7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他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邓小平后来评论说：“彭老总的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胡乔木也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当面心平气和地讲，不用赌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
这时候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不满，会议仍旧继续进行，并计划于7月15日结束。但就在7月14号晚上，意犹未尽的彭德怀把自己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正是这封信激怒了毛泽东，逆转了整个形势。
风云突变
彭德怀这样说写信的原因：“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存在的那些问题……”
这封长信阐述了他对“大跃进”的看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指出存在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采取措施。表示只要团结起来加以克服，他对“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但问题是信中说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搞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左倾错误”。毛泽东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他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用了四个字：“带着苦笑”。
彭德怀与毛泽东
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中央委员大都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都在讨论组发言时说：“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
直到7月23号，人们才知道原来毛泽东不是这么想的。早上8点20分，毛泽东来到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参加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一坐下便开了火：“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呀？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想讲几句。”这是他特有的说话方式。“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现在有些人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但毛泽东反“左”是有限度的，彭德怀的总结是他不能接受的，这个弦外之音大家都听出来了，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紧张，感到庐山会议的风向在变。彭德怀更是出乎意料，他在“自述”中说：“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7月27日又开了一次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彭德怀。两天的会议中午都没休息，吃工作人员送来的包子充饥。林彪在会上见风使舵，发言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面对林彪的不实之词，彭德怀据理力争，但招来的是更猛烈的炮火，以致说他组织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
毛泽东以后又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1959年8月16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全面检查，彭德怀承认自己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也是魏延式、纳吉式的人物”。随即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8月17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职务；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气氛笼罩下，急躁冒进再一次抬头，各地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跃进”风潮。旧的困难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难。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升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被破坏，继党外知识分子被打倒后，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吃足了苦头，从此，“左”倾的错误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风云印记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被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迅速平定，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
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9月底，发现大庆油田。
1960挫折
《人民日报》1960年的元旦社论《展望60年代》中踌躇满志地写道：“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人们以为在1959年纠了“左”又反了“右”后，即将迎来一个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年份，然而，新的冒进高峰却给经济发展造成了更为深重的破坏；加之中苏关系破裂，1960，中国人民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中国人最饿的一年
1960年农历正月十六，寒假结束，在山东老家过完年的青年教师李玉杰回到河北景县他任教的中学。同一教工宿舍的老同学兼老乡宋墨池关心地询问：“年过得可好？家乡情况怎样？”他如实回答：“报上登的公社食堂是‘敞开肚子吃饱饭’，可我们村的食堂不是那么回事，大年三十晚上我家从食堂打回来的年夜饭是半盆子稀粥！”一个月后，学校召开“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李老师成了支持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分子，第一大罪状就是“污蔑公社食堂，恶意攻击党的政策。”
乡村中学的年轻教师和彭德怀扯不上关系，但公共食堂问题，确实是庐山会议上反映突出的内容之一。从那之后，各地已将是否坚持参加公共食堂吃饭，是否拥护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当作了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继续“大跃进”的重要标志之一。
1960年2月底，贵州省委向中央汇报了全省公共食堂情况，报告提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对报告作出批示，认为这篇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广东番禹某地组织发动的拥护公社化大游行。
公共食堂实际上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分配制度，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农业减产了，在1959年本已大幅度下降之后，又下降了12.6%。其中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26%，油料作物产量不足1957年的一半，均为1950年以来最低。
饥荒并非1960年才开始，但1958年和1959年，城市消费标准尚能依靠创纪录的高粮食征购和挖国家库存勉强维持不变，1960年9月开始，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减少了1公斤。这一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包括冯友兰、朱光潜、冯至、华罗庚、林巧稚、欧阳予倩、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23位在京的国宝级顶尖专家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多。7月，中央决定对在京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61而此时一般北京市民的情况是：从1960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鸡蛋停供……
既便如此，城市的情况还是远远好于农村。“大跃进”以来的越演越烈的浮夸风导致各地接连放出荒谬绝顶的高产“卫星”，虚报的数字，到收获、国家征购的季节，又需要用实物竭力兑现。在曾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全国最大假卫星的广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在亲自蹲点的陈双大队开逼粮会，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县委书记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负责追捕外出讨饭的乡亲的干部公然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1959至1960年间，环江县死亡四五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有的村竟全村死光。
广西环江只是一个缩影，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死人最多的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在1956—1957年均为11.1%，1959年升至14.6/1000，1960年达到了最高点，为25.4%，仅此一年，中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其中，安徽可能是死人最多的省份，死亡率高达68%，比全国平均数高3.5倍。
1960年下半年开始，日益显现的各种问题促使中央开始反思和调整。7、8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承认：中央批转贵州省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9月底，周恩来审定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正式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发向全国，着手纠正“共产风”，挽救农村的形势。
中苏交恶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段和平友好的“蜜月期”，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开始，逐步走向恶化，1960年，持续发展的分歧从内部争论走向公开论争，中苏两党关系宣告破裂。
6月20日至25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突然发动各国代表团轮番发言向中共围攻，未参加攻击的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苏方指责中共“拒绝和平共处”，是“左倾冒险主义”，还把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比较，说他们都是自负的、脱离实际的，中方则反击谴责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这次会议，成为双方此后一系列激烈的唇枪舌剑的交锋的第一个回合。出于恼怒和报复，苏共领导人把思想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决定对中国施压。
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援建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为此，苏联成立了由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外交部副部长、铁道部长和航空部长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黑龙江省国营友谊农场苏联专家依万尼克夫在指导农场工作人员改装加固犁壁的方法。
特别委员会中的阿尔希波夫此前曾作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在华工作8年，1958年受到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授予的感谢状和“中苏友谊奖章”。此次，他在北京和成都分别受到老朋友周恩来和陈云的会见。周总理建议推迟撤退专家；陈云说，为了两国人民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要修补好两国关系出现的裂痕，尚为时不晚。
阿尔希波夫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毫不拖延地用密电把同周恩来、陈云的谈话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在他的请求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专程听取他的报告，讲完后无一人发言，无一人表态。他也曾试图单独向赫鲁晓夫本人汇报，转达中方诚意。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阿尔希波夫：赫鲁晓夫得知他的请求后，调阅了由中国发来的所有密码电报，看完后问他还想要作哪些补充汇报。阿尔希波夫说，想汇报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几天后助手打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已无任何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当时，在华专家加上家属将近5000人，分散在中国各地。赫鲁晓夫要求一周内撤完，实际进行了一个月。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当时的经济困难。
风云印记
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3年和8年的设想，过高规定了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
4月22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使中苏矛盾更加尖锐。
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王富洲等从北坡集体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京、津、沪和辽宁省接近脱销。为了解决严重的供应紧张，还采取了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应急措施。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并相继决定陶铸、宋任穷、李井泉、刘澜涛、李雪峰、柯庆施分别为各局第一书记。
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到1949年，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并提出大兴调研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1961实事求是
持续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到1961年终于告一段落了。有时候，人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实事求是，不过，迟来的总比不来的好。
信阳事件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大跃进宣传画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现在仍然是个谜。学者们根据自己的测算，估计在2000万到5000万之间。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广泛调查后认为死亡人数在3600万左右，由于数字是他实地考据后推算的，相较而言更加可靠，但真实的数字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全国饿死人数最多的是河南，河南之中又以信阳为最甚，据时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估计，死亡人数在百万以上。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就是这样的富饶之地却造成了百万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成为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大饥荒的直接动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了浮夸风，大放卫星，粮食产量成倍成倍虚报，导致农民缴纳的粮食越来越多；人民公社收缴了农民所有的炊具，公社粮食吃完后只能饿死。根本原因还是极左的思潮在作怪。毛泽东一再强调“大跃进”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九个指头”，群众的气“只可鼓不可泄”，于是，各地方的虚报、瞒报之风愈演愈烈。毛泽东知道瞒报的事情存在，也发了几次脾气，但根本无济于事。而且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酷，稍微说点真话就会被打成“右派”，逼得各级干部不敢不说假话。
当时的中央委员、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但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收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收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委加码5%，征收任务一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收任务后，除了种子、饲料以外，剩下的口粮平均每人只有164.5斤，只够吃四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的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180万人大修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于是当地领导就认为是农民有粮不交，展开了反瞒产运动，河南省委检查说，“这个时候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加剧了饥饿的程度。
未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已断粮停伙。粮食没有了，人们就吃树皮野菜，等到这些都吃完了，就只能饿死了，在绝境之中，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经济学家）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原许昌地区宝丰县人。他妈妈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村，出外读书。后来他到香港、美国，成了世界名人。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杨澜在采访中问到崔琦：“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说着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百年潮》在发表张树藩的回忆录的时候，删去了其中一个故事：“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了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了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了他弟弟。这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据《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记载，1962年7月，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实事求是
随着死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向中央反映情况，捂是捂不住了。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把信阳事件定义为反革命、封建地主阶级混入干部队伍夺了权，所以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信阳的盖子一旦揭开，全国其他地方触目惊心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这时中央采取了必要措施终于止住了这场惨剧的继续蔓延。
张树藩在临终前说：“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相信中央高层对张树藩的肺腑之言同样心有戚戚。在1月14日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在安徽，“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开始试行。到秋末，全省85.4%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办法。同时，在全国各省区，也有20%以上的地区实行了类似的办法。在这期间，安徽省委曾三次向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又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但后来在1961年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此后，“责任田”被当作“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
在当时的极左氛围下，能有一分实事求是的精神已是难能可贵，这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风云印记
1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4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基本上平息了反革命叛乱，而且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
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阐述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同时批评了的“左”的思想。
7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批示强调，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1月26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
1962迷云
1962年，三年的青黄不接，终于呼之而出了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令人振奋的一针强心剂，又是一团政治迷云。在这场大会上，党内高层领导意见分歧加剧，迷云终酝出了日后斗争的风雨。
党内意见起分歧
1962年，刘新起任山西省长治县代县长，他和中共长治县委书记宋务迪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就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
大会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会给二十排后的每个位子上都放了一个望远镜。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考虑到有些人视力差，怕看不清台上的领袖。
住宿条件很简陋，刘新起和宋务迪两人住一个房间，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膳食方面，大会安排得了好、中、差三种饭，后来又考虑国家当时很困难，许多人都在饿肚子，要给参会者提供好饭对不起全国民众，而如果吃差饭，参会者工作那么辛苦，对不住他们，所以，中央决定就吃中等餐。礼拜天参会者洗洗涮涮，看电影听戏，还请来侯宝林说相声段子。
散会后，参会者一起合影留念。合影后，每个县委、县政府都能得到一张合影，但是个人想要的话要出16块钱。刘新起没要，因为出不起钱，很多人都没要。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
大会召开时，全国经济十分困难，这一点从大会简陋的住宿条件和只吃中等餐，县长们买不起照片等等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遭遇巨大的挫折，很多人都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社会主义建设走入了困扰地段，于是七千人大会呼之而出。
为什么经济会这么困难呢？
“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70这是刘少奇的大会上做的报告中对于经济困难的深刻分析。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一个口头报告，他之前与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书面报告，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定稿。毛泽东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要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另作一个口头报告，把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个口头说明。
这份口头报告的提纲当时经过了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不过，刘少奇在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发挥，有些提法、判断超出了毛泽东的预知，难免有点刺激性，令毛泽东不快。这次会议鲜明地暴露出了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识分歧。
双方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
毛泽东是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而且讲得最多。而刘少奇这次的讲话却对此有了异议，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刘少奇对错误程度的估计，批评在客观上有强烈指向性，令毛泽东很不快，在刘少奇讲话中，毛泽东不时插话。毛泽东感觉当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再讲“三个指头”很有泄气的嫌疑。
分歧还出现在对经济困难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祸”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毛泽东在1960年底也曾明确提过“人祸”的问题，但是这话由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肯定会带来毛泽东的不满。刘少奇还对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这些都是敏感的话题。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时评论说：“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分歧还在于对于错误责任的分析上。据彭真的秘书张道回忆，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彭真在检讨“大跃进”时支持刘少奇，他曾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彭真对毛泽东的公开批评，必然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虽然毛泽东也做过自我批评，但这种自我批评是一般的、笼统的，错误都是出于一个抽象的理由，即他是中央主席。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还提及了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刘少奇的结论，是（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那么潜台词是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刘少奇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
毛泽东没有正面评价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但憋了一口气，把对刘少奇的不满压到了心底。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其实由来已久，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双方的分歧就已缘起。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关于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毛刘就有不同的意见。
在党的“八大”后分歧再现，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为日后毛、刘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
七千人大会上，双方分歧加剧。
1962年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鉴于以往一般会议毛泽东大多不参加，而这次会也是以讨论具体工作、听取各地汇报为主，因此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会议具体组织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如果毛泽东有事可以不参加会议。这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到了会议上，先就运动的性质问题批评刘少奇，临结束时，他把话题转到他带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本书上。他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说他作为党员，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力；作为公民，有发言的权力。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的日益加剧，终于导致了“文革”期间，刘少奇的被打倒。这一冤案最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七千人大会，没有给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彭德怀在1959年7月于庐山会议期间，勇于写信给毛泽东直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因而遭错误批判。后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七千人大会没有给他平反，1962年06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申冤，却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8月22日，彭德怀再次上书恳请中央审查，以确定自己错误的性质。这两封信都成为搞翻案的证据使其受到更严重的批判。
除此之外，七千人大会没有根本触动1958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认为经济困难已渡过，这未免过于乐观；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只限在了省、地、县三级领导上，党中央领导核心上的问题却没得到检查改正。
无论如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为战胜严重困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
风云印记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了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0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