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初期任中央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再次遭受王明路线领导人的排挤，降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6年2月，北上长征的左路军到达甘孜地区，当时正值隆冬季节，甘孜地区地广人稀，是个不长粮食只长草的藏族游牧区，全军将士面临着棉衣无着、给养无望的困境，而当地头人、土司和有钱人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怀着恐惧心理东躲西藏，就连贫苦牧民也跑离了家园。红军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加上水土不服，伤病员骤增。邵式平与朱德总司令在一起工作，朱德就把筹粮这副重担交给了他。
邵式平领受任务后，到处了解情况，得知驻地附近有个白利寺，寺里有个格达活佛医术很高，邵式平马上带上翻译直奔白利寺，在殿门外求见活佛。
在邵式平的再三请求下，格达活佛走进了红军宿营地。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露宿在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的野外，不肯进驻老百姓家里，与国民党部队完全不同。他很感动，接连跑了几个驻地察看病员情况，看出伤病是由疲惫和饥饿引起的，他拔了两棵野草让战士们熬汤喝，一下就让伤病员恢复了元气。同时，格达活佛还给红军送来青稞、豌豆等粮食，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接着，格达活佛又派人把躲在深山老林的群众叫回了家，为红军筹集粮食提供了方便。
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侣对红军的支援，1936年4月17日，红军发出布告：“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荣卓著，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
后来，在邵式平的邀请下，格达活佛作为白利寺的代表，出席了我党在甘孜地区召开的各届僧侣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邵式平兼任“博巴政府”的党代表，格达活佛为“博巴政府”主席。同时组织了两支完全由穷苦藏民组成的部队，保卫新生的藏族红色政权。经过这些工作，红军与藏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大批藏族青年参加了工农红军。
邵式平在藏族地区的建政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政权组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