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用人，继续贯彻初入益州时采取的“取人不限其方”、搞“五湖四海”的方针，打破地区和集团的界限，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更注意从益州地区物色选拔人才，使本地人的地位有所提高。
诸葛亮任用提拔的官吏，可以说是来自四面八方，情况各异，有早期跟随刘备的北方人士（如赵云、刘琰），有跟随刘备入川的荆楚人士（如陈震、蒋琬），有原来刘璋手下的官员（如李严、费观），有益州土著原来未做官的人士（如杨洪、柳伸），还有魏国归顺的降将（如王平、姜维）。但总的来看，本地人略居多数，改变了刘备时期客籍人士偏多的情况。
蜀地主要几个郡的郡守，基本上由本地人担任。如杨洪、张翼为蜀郡太守，何祗、马齐为广汉太守，李邈、王士为犍为太守。
在高级将领中，客籍人士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主籍人士的比例略有增加。如，赵云（征南将军、镇东将军）、魏延（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姜维（征西将军）、陈到（征西将军）、辅匡（镇南将军、右将军）、刘邕（后将军）、刘琰（后将军、车骑将军）等高级将领属客籍，但本地人李严（前将军、骠骑将军）、吴壹（左将军）、吴班（后将军）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较之刘备时期有很大变化。
诸葛亮不仅注意任用提拔各方面的有用之才，而且注意调动发挥他们的智慧才能，“集思广益”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诸葛亮在治蜀、南征、北伐过程中，一直重视“斟酌损益，进尽忠言”，以“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认为君主应该实行“纳言之政”。他常规劝后主刘禅，不要堵塞忠谏之路，要听取不同意见、采纳正确主张。
他在处理军政事务时，很注意听取属下的意见。在丞相府专门设置了“参署”这个机构，发挥谋略群体的作用，让参谋僚属们充分发表意见。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诸葛亮发布《劝将士勤攻己缺教》，号召部下经常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我军在祁山、箕谷，数量都多于敌军，但没有取胜，反而为敌军所败，其毛病不在于兵少，而在于统兵将领，主要是在我个人身上。现在我打算减兵省将，严明赏罚，深思过错，研究将来如何制胜的办法。如果不这样，虽然兵多，又有什么益处呢？从今以后，凡是忠虑于国的人，要勇于指出我的缺点。这样，大事可以成功，敌人可以消灭，不用多长时间就可望大功告成了。”
诸葛亮“任人唯贤”的政策是成功的。益州地小人少，文化比中原地区相对落后，人才较缺乏。习凿齿说：“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袁准说：蜀汉“小国贤才少”。这是符合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贯彻“任人唯贤”的方针，挖掘益州地区人才，发挥其作用，被当时人们称赞为：“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由于诸葛亮选用的人才比较合适，所以，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政策方针能够得以延续下去。
诸葛亮临死前向后主推荐了两位接替自己的人，一是蒋琬，一是费祎。蒋琬，零陵湘乡人，赤壁战后，以州书佐的身份随刘备入蜀，初为广都县令，而常感不展其志。一日，刘备出巡广都，见他不理政事，喝得烂醉，大怒，欲严刑处死。后来诸葛亮替他求情，并称赞他说：“蒋琬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而非平庸之辈。他推行政务皆以安定百姓为根本，也不会用表面功夫来敷衍，希望主公能再三考虑。”刘备才不再追究蒋琬的过失，只是免去蒋琬的官职。
蒋琬受到处罚之后，晚上梦见一头牛，扭头在门前，流出一大片血，内心十分厌恶，叫占梦的赵直解梦，赵直说：“但凡梦中看到血的，说明事情见了分晓。牛角和牛鼻，像一个‘公’字，您的官位必定会晋升到公卿，大吉的征兆啊。”过没多久，蒋琬就升职为什邡县令，以试其才。刘备称帝后，蒋琬升任尚书郎。
费祎，字文伟，江夏人，是刘璋的表侄，游学入蜀。在刘备占据益州后，他先后任太子舍人、庶子，伴侍东宫。在刘禅即皇帝位后，任黄门侍郎。他也是诸葛亮较早赏识的人才之一。诸葛亮南征平叛回来时，百官在城外迎接，他们中有些人年龄和官位在费祎之上，而诸葛亮只让费祎与他同乘一车，可见他对费祎的器重。后来诸葛亮数次将出使吴国的重任交给费祎，费祎均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孙权也看中了费祎，说他必定能成为蜀国的干才。诸葛亮先后提拔他为侍中、参军、中护军、偏将军、司马。诸葛亮北伐期间，魏延与杨仪不和，费祎从中排难解纷，起了不小作用。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先后主持朝政，能够继承诸葛亮的方针政策，蜀国的统治比较稳定。
诸葛亮生前还提拔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亲兵。诸葛亮死后，董允在后主刘禅身边，能够上则“正色匡主”，对后主有所规劝，下则数责宦官黄皓，使他“不敢为非”。
《华阳国志》记载：蜀人把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称为“四相”，又号“四英”。这也表明诸葛亮在选拔培养人才方面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