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总理引古
“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同胞兄弟何不容？’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希望全体台湾同胞能够理解我们的立法用意，也希望全世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关心台海局势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和人民能够理解和支持这部法律。”
引古背景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大任务之一。长期以来，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的现实威胁是“台独”势力猖狂的分裂冒险活动。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两国论”葬送了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两岸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陈水扁和民进党2000年上台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台独”路线，公然否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抛出“一边一国”论，提出“公投制宪”，大搞“台湾正名”、“去中国化”，实行“渐进式”台独，叫嚷要通过修改宪法，实现“法理台独”，并提出“公投制宪”时间表——实则“台独”时间表，步步升级，把两岸关系推向战争的危险边缘。
为了遏制这股危险的分裂逆流，避免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遭葬送，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审时度势，毅然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并于2005年3月1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这部法律。用法律这个强大的武器来捍卫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和核心利益，是确保国家统一的一项重大的、根本性的举措。
在随后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美国CNN记者向温家宝总理提问道：我想问一个关于《反分裂国家法》的问题。根据这部法律，中国有权采取非和平的方式，您能不能向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样的方式算是非和平的方式呢？回答此问时，温家宝深刻地阐述了实施《反分裂国家法》的重大意义，说：这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一部法律，而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法律；这不是一部战争的法律，而是和平统一国家的法律；这不是一部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现状的法律，而是有利于台海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法律。温家宝还说，我要讲一讲台海的现状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尽管大陆与台湾没有实现统一，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现实。这就是当前台海的现状。你所说的采用非和平方式的三种情况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推进国家的和平统一。我们之所以制定这个法，是体现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意志。最后，温家宝以中华民族大局的深情，引用了这句古语。
论今之妙
要理解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引用“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一语的深意，首先得了解这句古代民谣中所指的汉文帝与他的弟弟淮南王刘长之间的恩怨。
汉文帝和淮南王都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是同父异母兄弟。汉文帝即皇帝位后，淮南王刘长自以为和文帝关系最亲，傲慢不驯，不遵守朝廷法度，入朝时甚至与文帝同坐一辆车出入，口称文帝为“大兄”。文帝也因念刘长是至亲，所以常常宽赦他。但是这位刘长也太过分了，他在回淮南国后更加目中无人，“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发展到最后，他设置官员、藏匿朝廷的通缉犯，联络闽越、匈奴等国，密谋反叛。
汉文帝忍无可忍，在大臣们的一再请求下，废黜了淮南王，并且把他发配到蜀郡严道邛邮，刘长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
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兄弟二人自相残杀，淮南王身死异乡，引起了当时天下的感叹和惋惜。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如同同胞兄弟，岂能互不相容，乃至互相残杀，贻笑于天下呢？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引用这个饱含沉甸甸的历史典故的古语，意在呼唤台湾同胞认清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主要因素是“台独”势力的猖獗活动，大陆制定和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的用意在于遏制和打击“台独”势力，而绝不是针对2300万台湾同胞；《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利于台湾地区和平稳定、避免大陆与台湾同胞兄弟相残的法律。
温家宝无限深情地引用这一古语，能充分地唤起台湾同胞的赤子之心、兄弟之情，使他们与大陆一道，坚决对反对“台独”势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早日实现。
古语源头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是西汉时的一首民谣。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记载了这首民谣。
司马迁（约前145—前87），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西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逆境中奋发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和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去世了。临死的时候，司马谈嘱咐儿子要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司马迁自幼勤奋好学，十岁便能通读《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后来跟着著名学者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司马迁二十多岁时，开始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旧闻传说。这些经历使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见识，为后来撰写《史记》做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得以饱览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他编写《史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司马迁踌躇满志，开始动手撰写《史记》。可是，几年后，灾难突然降临到司马迁头上。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去攻打匈奴的李陵战败降敌，汉武帝非常生气，原来一直恭维汉武帝用人英明的各位大臣也反过来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只有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结果触怒龙颜，获罪下狱，翌年被处以宫刑。
遭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几次想要自杀。但古人逆境奋发的事迹激励着他：周文王被囚禁，完成了《周易》；孔子周游列国被困在陈、蔡，编了《春秋》；屈原遭受放逐，赋了《离骚》……自己为什么不能忍辱负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呢？
于是，司马迁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将个人的耻辱置之度外，继续投入《史记》的撰写工作。大约在五十五岁那年，司马迁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创造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司马迁忍辱负重，穷毕生心血，终于在奋斗中登上了前无古人的人生高峰，以五十二万言的鸿篇巨制记录了近三千年的历史沧桑，为后世留下了《史记》这一不朽的辉煌巨著。
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中说，自己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即自己忍辱撰写《史记》的目的就是把从古到今历史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形成自己的学说。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集中体现就是创立了纪传体的编纂体裁。所谓“纪传体”，就是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历史的发展变化。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概括叙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大约三千年间的历史大事，是全书的大纲。“表”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主要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时期的简史来阅读。“书”以事类为纲，记录典章制度和重要史实，如《封禅书》记录了历代祭祀天地、尊神奉鬼、觅仙丹求长生等宗教迷信活动。“世家”记录了诸侯和一部分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列传”记录了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民族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
上溯五帝，下迄汉武，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之规律，是《史记》的一个显著特点。《史记》用了不少篇幅记载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秦汉统一的历史在《史记》中所占笔墨最多，特别是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刘邦的再次统一，描绘得非常生动翔实。从春秋诸侯称霸到战国七雄兼并，从西秦崛起到秦始皇一统，从秦朝崩溃到项羽分封，从楚汉之争到刘邦建国，《史记》清楚地勾勒出天下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历程。
《史记》的记述对象是广泛的，涵盖政权更替、军事行动、文化活动和经济演变等各个方面。司马迁虽然以汉民族三千年的历史为主体，但同时也注意到了少数民族，如匈奴、南越等也进入了他的记述范围，而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朝鲜、安息等国也有所涉及。从涉及的社会阶层来看，《史记》也是全面的，司马迁记述的人物有帝王将相，有官僚地主，有商人学者，也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如占卜者、刺客、游侠等。
《史记》在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里的广阔历史背景上，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个个或雄奇悲壮，或婉约缠绵的历史故事，做到了史学的严谨性和文学的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史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有帝王，有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司马迁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揭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纪传体通史，在史学上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有通史，所以比断代史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使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住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叙述风格上，司马迁本着客观、实录的原则记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比如《秦始皇本纪》中既肯定了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也揭露了他施苛政、用酷刑的事实。司马迁不仅批判前朝的帝王，而且批判本朝的皇帝、当今的皇帝。比如，在《封禅书》中司马迁痛斥汉武帝好大喜功、奢侈迷信。尊重史实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但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史记》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统称为“谤书”。
此外，清朝人沈德潜所编选的《古诗源·卷四》中也辑录了这首古代民歌，将其归入“杂歌谣辞”之中。
《古诗源》是一部唐以前的历代诗歌的选集，这部诗集选辑了先秦至隋朝各时代的诗歌，共七百余首，分十四卷。
沈德潜（公元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代前期的诗人，乾隆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除《古诗源》外，还编有《唐诗别裁集》等。
阅读拓展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节选）
【原文】
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
【注释】
辎车：有帷盖的大车，可载物，也可作卧车。
以次传：按顺序传押。
傅：教导，辅佐帝王或王子的人。相：此指诸侯国丞相。
卒：通“猝”，突然。逢雾露：指身染风寒。
特：只是。
今：就要。复：返回。
发车封：打开囚车的门封。
邑邑：同“悒悒”，愁闷不安的样子。
馈：给人进食。
冢：坟墓。
【今译】
汉文帝下令把与淮南王刘长一起谋反的人尽数诛杀。于是发配淮南王刘长，把他装在辎车里，令各县依次押送。这时袁盎向汉文帝劝谏道：“陛下平素放纵娇惯淮南王，不为他设置严厉督教的师傅丞相，因此到了今天这一地步。再说淮南王为人刚烈，现在猛地加以惩处打击，臣恐他突然之间遇上雾露而染病致死，陛下您将会因此而背上杀弟之名，这又如何是好！”文帝说：“我只不过是让他受点苦罢了，马上就要追还赦免他的。”各县载送淮南王的人都不敢打开车封。淮南王便对侍者说道：“谁说你老子是勇者？我怎么能称勇！我因为骄傲，所以听不到我的过错而到了这一地步。人生一世，岂能抑郁如此！”于是绝食而死。辎车到雍县，县令打开车封，把淮南王的死讯禀报文帝。文帝哭得十分悲伤，对袁盎说：“我没有听你的话，最终害死了淮南王。”袁盎说：“事已无可奈何，愿陛下自己宽解。”文帝说：“现在该怎么办？”袁盎说：“只要杀掉丞相、御史以向天下人谢罪也就可以了。”文帝立即命令丞相、御史逮捕拷问各县邮传载送淮南王而不发车封馈送食物侍候的人，这些人被全都处以斩首弃市之刑。于是接着，汉文帝下令以列侯的规格把淮南王葬在雍县，拨给守陵人员三十户。
【原文】
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城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
【注释】
相传舜弟象总是蓄意杀害舜，舜立为天子后，将他放逐。此见于《孟子·万章上》和《韩非子·忠孝》。
周成王年幼即位，由周公摄政。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周公率军东征，杀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平定了叛乱。
谥：死后追封的称号。
园：陵园。
【今译】
汉文帝八年，文帝哀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都只有七八岁，便封其子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成侯。
汉文帝十二年，百姓所作歌怀念淮南厉王的，歌词道：“一尺布，还可以缝合；一斗粟，还可以舂食；同胞兄弟二人却不能相容。”汉文帝听说后，感叹道：“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了管叔蔡叔，天下仍称他们为圣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不因私而害公。天下人难道以为我是贪图淮南王的封地吗？”于是把城阳王刘喜改封在淮南王故地，而追尊淮南王，赐谥为厉王，并按照诸侯王的礼仪为他设置陵园。
2.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总理引古
“关于公投问题，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现在我想通过联合报的记者向台湾同胞说几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胞血脉相连，一条海峡不能把我们的骨肉隔断。
明年是《马关条约》签署110周年，这里我想起了1896年4月17日，一位台湾诗人用血和泪写的28个字的诗，他的名字叫丘逢甲，是台湾彰化人。他说：‘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我还想引用一位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家钟理和的诗句。他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