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的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先看一个他人的例子：
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战争破坏加上战后拆卸重型设备赔偿受害国等等，日本基本上赤地千里，女人靠向美国大兵卖淫为全家谋生，很多大人、孩子冒险围着美国军舰，希望从军舰“排泄”出来的垃圾中，找到一点有热量的食物充饥。
这时日本人很可怜，也很活该。
在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实现了30多年经济腾飞。1965年，世界前五大半导体生产商依次为：
德州仪器、仙童、西格尼蒂克斯、威斯汀豪斯和摩托罗拉；
而到了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NEC、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
这一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超过美国，而到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IC生产国。
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国家。
有些人也许会强调，日本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的扶持，而且人口比中国少。但韩国、台湾同样受益于冷战，人口比日本更少，却并没有日本的辉煌。
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确实有些扶持，但IC产业从来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它绝不会在这个产业上，扶持昔日穷凶极恶的对手，超过自己。
中国的管理者喜欢说“懒惰者找借口，实干者找差距”，我们不能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
邓小平发动的中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但不会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好于1945年的日本。据中国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年均8.5％，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7年，中国生产了美国低档消费品的30%，该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显示：
美国 37,610美元 排第5位
日本34,510美元 排第6位
中国1,100美元 排109位
在三十年经济腾飞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仅为美国人的2.9%！在此，我们没必要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为自己找心理平衡。只要比较中美二国的工资与房价，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者自豪的“购买力平价”是一种忽悠。
这是一种什么质量的经济腾飞啊？！
如果有人不认可这个数据，那么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也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2003-2006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逐年稳步提高。继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突破了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居世界的位次也由132位上升到129位。”（数据来自网站，此处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实为人均GDP，因为2006年的中国GDP是26452亿美元）
假设这个数据不含水份的话，4年提升了3位！这还是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年景！
如果按这样的速度，中国人均GDP要再提升100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至少需要200年的光阴，因为靠竞底提升经济的速度，将越来越慢。
从2006至2008，不过短短的二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就急剧恶化，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倒闭关门，单是香港的国企就巨亏上千亿。众多昔日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企业家，面对成本上升，出口放缓，内需不振，均无计可施。
为什么会这样？竞底战略将告诉我们：竞底由于底线的限制，不可持续。
靠中国人传统的竞底战略，200年提升100名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如果继续我们的战略，中国会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吗？
但不靠竞底战略，中国人还能有更好的战略吗？
能不能提升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正是拷问中国人智慧的大问题，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吗？
为什么说中国人在竞底呢？和打工妹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相比，让我们看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
2008年3月8日，财政部发言人自豪地公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增长32%，而同期GDP只增长11.4%。
人们不禁又提出了长期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偏高？
1994年，中国GDP近5万亿，财政收入5000亿，财政收入占GDP10%；
2007年，中国GDP24.6万亿，财政收入5.13万亿，占GDP近21%，比2006年剧增1.2万亿。这些收费中，不包括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不合理的乱收费。
对于民间的质疑，财政部发言人坚定地认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
如果刨去GDP中约1/3的外资贡献份额，以及外资对财政收入的9千多亿贡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仅在2007年，中国人承担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不含乱收费)就超过36%，其中绝大多数由民营企业承担。
中国什么行业每年的利润，能平均增长36%以上？
在如此剧烈的竞底之下，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苟延残喘，实属不易。
而即使在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下，中国人并不满意他们所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教育、治安等等所有的公共服务。
日本在30年腾飞之后，非常关键的半导体产业超过了美国，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产业状况。据调查，中国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如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
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5家电梯厂商，已由外商控股；
汽车行业90%的销售额，来自外国品牌；
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
……
只要假以时日，外资可能会把中国所有值得一提的行业（甚至大豆生产），统统收入囊中。
为什么会这样？
战略选择的误区所致。
日本经过30年腾飞后，贫富差距非常小，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贫富差距：
平安马明哲在上市公司中的年薪，已逾6616.1万，而很多内地打工妹正在为保住她们4000元的年薪，而忐忑不安地奋斗。中国30年所形成的贫富悬殊，远远胜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积累。
按国内机构的统计，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逼近0.47，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内地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按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分配比较均等，0.3-0.4属于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已出现两极分化。
这，就是竞底的恶果。打工妹们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民工们被打到底线，贫富能不分化吗？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却很少关注人文环境的被破坏，贫富悬殊、行贿受贿等等，就是对人文环境的践踏。
贫富严重分化，显示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底线状态。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因为两极分化，流民遍野，在歉收之年民变四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最终达到“人相食”的底线，终致改朝换代。
中国处于顶层的富人和贵人们，本能地很担心社会向这条底线发展，他们预先将自己和家人移民海外，同时“裸体”在中国做生意、演电影电视小品，或“裸体”在中国当官，尽量捞到最后一点可捞的东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脱离这个竞底社会。
有多少富人象娃哈哈的宗庆后那样，在大张“爱国爱民族”旗号赚钱时，却怀揣美国绿卡？
有多少“贵人”象江西省付省长胡长青那样，在大谈“崇高追求”时，却怀揣他国护照？
连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新华字典再版时，应增加“裸官”和“裸体做官”这样的新词汇。《南德意志报》对“裸体做官”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裸体’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最受“裸官”们喜爱的国家是加拿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引渡协议。但阳光充沛的法国南部和美国南方几个州，也很受欢迎。在那里的别墅区，互相勾结发财致富的腐败官员，与骗子商人相依为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部首席经济师谢国忠说：“破产的日本商人在浴室上吊自杀，而破产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现身佛罗里达。”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经营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漂亮的、吃不着、摸不到的GDP增长吗？是为了一味地把企业做大吗？
还是为了广大中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企业家、员工的幸福感增加？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这是个可能的任务），而广大打工妹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只够她们吃最低劣的快餐，那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即使有了，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有一天，企业进入了某某500强，企业家却心力交瘁，员工却怨声载道，这算是成功吗？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大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度垦荒、砍伐、放牧、污染，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知道这些做法是在寅吃卯粮，但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看到：志强厂的那些打工妹们在日日夜夜的加班中，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健康、机会，既没有积攒下多少金钱，也没有得到技术、知识的积累，更没有获得高尚的情操熏陶，培养出现代公民的理念和健全的人格。
几亿这样的打工者累积下来，构成中国庞大的国民基础，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寅吃卯粮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房有车，也算小有积蓄，他有一次跟我聊起政府为了保证GDP增长，大力鼓励消费，以拉动内需。他动容地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万十几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那么，中国人要到哪一代才敢消费呢？中国的经济何时才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呢？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有关战略管理的理论，前人在操作层面已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管是对战略分析，还是如何制定战略、选择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调整、评估等等，前人的工作已相当完善和系统化。但他们对于战略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人性层面，并没有进行详尽研究。
而就一项具体的战略来说，不管是在分析、规划、制定阶段，还是在实施、修正、评估的过程中，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战略由人制定，为人服务，因此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人性因素，将大大影响战略的各个方面。
中国乡下的老农民都不是管理专家，他们从未学过战略管理，但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这句朴实的话，翻译到战略管理的领域，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战略。
日本国土狭小，地震海啸频发，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管制，因此日本人行事严密，注重细节，讲求纪律，强调可靠性。日本人的这种天性，正适合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短小轻薄、原创性不多的产品。
而美国国土辽阔，物产丰饶，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似乎“大大咧咧”，实则崇尚理性、简洁和创新。比质量他们可能不如日本，比价格他们一定不敌中国，但美国人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商业模式等等，在世界独领风骚。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战略管理背后的人性因素。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战略？这些战略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成功和问题？实施这些战略需要何种技术和技巧？
本书的战略目标，就是试图回答以上问题。